法院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

骆洪彬(安徽省郎溪县法院研究室)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语义的解读入手，界定法院文化的概念、内涵，进而分析其结构，在此基础上，针对理论及实务界按照一般文化的共性功能描述法院文化功能之不足，对法院文化独特功能进行了初步阐述，并通过功能评判，揭示法院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方向，对目前法院文化建设提出相应的对策。
全文11660余字。
　
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实践中，法院文化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实践者前所未有的注意。建设先进法院文化，提高法院群体素质，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实现，逐渐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由此一股“文化兴院”热潮正在全国各地法院悄然兴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法院没有真正理解法院文化的内涵、功能，或者忽视法院文化所依存的基础以及周围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因而暴露出把法院文化简单化、花瓶化、功利化的倾向。为此，笔者不揣疏漏，从文化语义溯源入手，分析法院文化的结构、内涵，探讨法院文化的功能，进而提出法院文化建设路径选择以及法院文化理性培育的初步思考，以期对法院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语义解读：法院文化的丰富内涵
研究法院文化，必须首先界定“文化”之概念，探究“文化”之内涵，方能解读法院文化之丰富内涵。
（一）“文化”语义、渊源及概念
“文化”一词很早就见诸于中国古籍,《易经》：“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汉人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该，然后加诛”②；晋人束皙：“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暴俗，敷文化以柔远。”显然，这些典籍中的“文化”一词与如今用作词语后缀或前缀以及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所谓“文化”之意相去甚远，也与学术研究中的“文化”之意大相径庭，它更强调的是“文治教化”，以与“武功”和“加诛”相对。在我国《辞源》中，对“文化”的解释即为“文治教化”。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源于西文“culture”,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 “culture”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colere”,在中古英语中常有“耕耘”和“掘种土地”的意思，并进而引申为“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所作的广泛的努力”③。正是基于这种涵义,“文化”一词在十七世纪开始被用来隐喻人类的发展,从而为其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创造了语义学上的可能。1871年,享有“人类学之父”美誉的英国学者泰勒对“文化”做出如此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④。自此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人们对“文化”概念的探究日益深入，对其定义也因研究思路或角度的不同而众说纷纭⑤。我国的《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以上所述，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仍未有一个令各家所接受的“通说”。但考量众多“文化”概念的定义，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即“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文化”是一种亘古绵久的社会现象，是一个蕴含丰富内涵的综合体。为了论述的便利，笔者于此也对“文化”定义作一妄断，笔者认为：“文化是具有一定社会学意义的一个人的群体，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所形成的，为这个群体所特有，并被共同接受或认可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器物的总和”。简而言之，“文化”就是特定人群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及其外在的物质表现的总和。
(二)我国法院文化的发展及其概念
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法院文化自然无从谈起。现代意义的法院雏形出现在民国时期⑥，由于战争的影响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解放后，由于计划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体系终未建立，真正意义的法院也似“空中楼阁”。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院才真正回归其独立审判的应然职能，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直至此时，作为根植中国特色文化土壤之中的法院文化方渐显端倪，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乃至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注意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法院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
按照上述对“文化”概念的勾勒和定义，法院文化就是以审判为职业的一群人，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
（三）法院文化的构成要素
依文化学理论，文化一般由三个要素构成，即物质要素，行为要素和心理要素，分别表达文化的物质实体，行为方式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法院文化亦不例外，概由此三种要素构成。
1、法院文化的物质要素。
法院文化的物质要素是以实物形态显露于外,能被人们直观感受,并能反映审判活动特点的物质实体,包括法院整体环境、审判建筑特征、法庭格局装备、人员服饰仪表、生活娱乐设施以及裁判文书风格等。这些客观的物质实体凝聚审判工作特点，形象地表达审判理念的实质。
2、法院文化的行为要素。
法院文化的行为要素是法官及其辅助人员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管理理念、群体精神以及思维模式等意识在行为上的具体表现，包括审判行为、社交行为、内部管理行为、宣传教育行为以及思维模式等生活、职业行为规范。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这些行为方式是法院文化本质精神的折射。
3、法院文化的精神要素。
法院文化的精神要素是法院在审判、管理、教育等活动中形成的独具法院特征的意识和价值观念，包括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管理理念、群体精神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反映了法院群体的共同认识和追求，决定法院文化的本质。
由此笔者认为，法院文化犹如三个同心圆，外层圆是物质文化，是人们直接感知的，因而是法院文化的基础；中层圆是行为文化，是法院文化本质外张的具体表现，也是人们评判的重点，因而是关键；深层圆是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本质，不仅体现现代司法理念，而且主导法院现代司法理念的实质与方向。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行为文化都是以其为基础而发散出来的外在表现，因而处于核心和灵魂地位，也是法院文化建设的重点和最高境界。
（四）法院文化的主要内容
从比较的角度审视法院文化，之于其他文化的显著区别就在于法院文化具有鲜明的审判色彩，其以法官群体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及与之相关的物质载体无不印上审判的印记，或者说，一切关乎审判---这个法院独有的活动中所形成的本质精神及表达这种精神的物质器物都是法院文化的当然内容。
循着这个思路，笔者试对法院文化的主要内容作如下概括：
1、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念。
公平正义是司法活动的永恒主题，是法治文化的核心，更是社会公众追求的理想和对司法活动的期望。因此，对于法院文化的主体、行使正义的法官来说，公平正义已然是最基本的、现实的道德要求，或者说是法官的本能良知。只有这样，法官才能获得崇高的权威和信任，才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应有的、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现象，实现如英国丹宁勋爵所说：“如果我们必须相信某些人的话，那就让我们相信法官吧”⑦。
2、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
依法办事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法律至上应当而且必须成为社会正义守卫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地说，法院群体中的法官应当以法律的价值标准、用法律的逻辑观察、分析和解决矛盾纠纷，惟有如此，方能使法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裁判主体，还社会一个公正的、合乎法治规则的秩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体现法律的价值。
3、超然中立的思维模式。
从本质上说，审判权是一种判断权，是基于法律的标尺，对矛盾、纠纷的双方进行度量，从而作出合乎法律的评判。作为一种评断双方是非的权力，其基本要求就是中立、超然。因此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的思维是法律思维，就是要求法官惟有以法律为根本，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之外不再有别的上司”⑧这样一种超然中立、不偏不倚、居中裁判的思维模式进行思维，而不受来自法律以外的因素干扰、影响。当然超然不是漠然，中立也不是中庸，而是立于法律基石之上的超然中立。
4、廉洁高效的行为规范。
西方有句法谚，“正义如果有声音的话，裁判才是正义的声音”。在由人治向法治推进的转型时期，社会公众一方面期望和追求公正，另一方面，囿于个体或集团的利益又想方设法干扰阻挠公正，这就使得法院群体成员始终存在被腐蚀的可能，因此，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院群体成员的廉洁；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迟到的正义即是非正义，人们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保护，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制止，难以谈得上社会公正，因此效率原本就是社会正义的题中之义。
5、庄重庄严的物质载体。
法院文化中的物质载体，是司法理念的一种外在的物质表现，是社会公众可以直接通过感官感受的具体实物，其所表达的意义或象征应能凸显国家审判机关的庄重、庄严与神圣，体现法院审判的权威性、独立性和便民性。这不仅是维护法院审判权威和形象的需要，更是捍卫法律尊严之必需。
综上所述，法院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蕴含“公平、公正、中立、文明、廉洁、高效等丰富的内容。
二、功能评判：法院文化的现实作用
功能即作用。我们研究文化，正是为了探究文化对人类社会及个人发展所具有的效能和作用。
（一）一般文化的共性功能
按照文化学理论，学界一般将文化的功能归纳为导向、凝聚、激励、约束、辐射五个方面的功能。
1、导向功能。
文化体系一旦形成，就建立起群体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必然对群体中的成员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意志，普及至每一个成员，从而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成员接受共同的精神认知；另一方面，人都有肯定和展示自己价值的需求，而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和衡量也必然趋同于共同的认知，导致成员以共同的认知为参照，自觉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乃至整个精神世界，以与群体保持一致。
2、凝聚功能。
文化通过共同的意志，以习惯、知觉、信念、动机、期望等微妙的文化心理来沟通内部成员的思想，使成员产生目标、准则和观念的认同感；同时，来自外部的压力和竞争也使成员产生对群体的依赖，促使成员作出凝聚在群体之中的应然选择，增强群体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依赖感，这种归属感和依赖感正是“主人翁”意识的基础，有利于增强群体的统一和团结，进而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
3、激励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9〕18号


（200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4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6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09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为依法严惩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个人或者单位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枪支一支以上的；

　　（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

　　（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子弹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五百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以上的；

　　（四）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手榴弹一枚以上的；

　　（五）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装置的；

　　（六）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一千克以上或者烟火药三千克以上、雷管三十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三十米以上的；

　　（七）具有生产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或者具有销售、使用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超过限额买卖炸药、发射药、黑火药十千克以上或者烟火药三十千克以上、雷管三百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三百米以上的；

　　（八）多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弹药、爆炸物的；

　　（九）虽未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准，但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介绍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以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共犯论处。

　　第二条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数量达到本解释第一条第（一）、（二）、（三）、（六）、（七）项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手榴弹三枚以上的；

　　（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装置，危害严重的；

　　（四）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并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第三条 依法被指定或者确定的枪支制造、销售企业，实施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定罪处罚：

　　（一）违规制造枪支五支以上的；

　　（二）违规销售枪支二支以上的；

　　（三）虽未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准，但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违规制造枪支二十支以上的；

　　（二）违规销售枪支十支以上的；

　　（三）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并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违规制造枪支五十支以上的；

　　（二）违规销售枪支三十支以上的；

　　（三）达到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并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第四条 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定罪处罚：

　　（一）盗窃、抢夺以火药为动力的发射枪弹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

　　（二）盗窃、抢夺军用子弹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五百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以上的；

　　（三）盗窃、抢夺爆炸装置的；

　　（四）盗窃、抢夺炸药、发射药、黑火药一千克以上或者烟火药三千克以上、雷管三十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三十米以上的；

　　（五）虽未达到上述最低数量标准，但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数量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盗窃、抢夺军用枪支的；

　　（三）盗窃、抢夺手榴弹的；

　　（四）盗窃、抢夺爆炸装置，危害严重的；

　　（五）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并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持有、私藏军用枪支一支的；

　　（二）非法持有、私藏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私藏军用子弹二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一千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二百发以上的；

　　（四）非法持有、私藏手榴弹一枚以上的；

　　（五）非法持有、私藏的弹药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非法持有、私藏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

　　（二）非法持有、私藏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五支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私藏军用子弹一百发以上，气枪铅弹五千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一千发以上的；

　　（四）非法持有、私藏手榴弹三枚以上的；

　　（五）达到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并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

　　第六条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及公共安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携带枪支或者手榴弹的；

　　（二）携带爆炸装置的；

　　（三）携带炸药、发射药、黑火药五百克以上或者烟火药一千克以上、雷管二十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二十米以上的；

　　（四）携带的弹药、爆炸物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爆炸或者燃烧，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行为人非法携带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爆炸物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拒不交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携带的数量达到最低数量标准，能够主动、全部交出的，可不以犯罪论处。

　　第七条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盗窃、抢夺、持有、私藏、携带成套枪支散件的，以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三十件为一成套枪支散件计。

　　第八条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储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而为其存放的行为，或者非法存放爆炸物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私藏”，是指依法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人员，在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条件消除后，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私自藏匿所配备、配置的枪支、弹药且拒不交出的行为。

　　第九条 因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以及因从事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数量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标准，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具有前款情形，数量虽达到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标准的，也可以不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在公共场所、居民区等人员集中区域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或者因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三年内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上述行为，数量达到本解释规定标准的，不适用前两款量刑的规定。

　　第十条 实施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盗窃、抢夺、持有、私藏其他弹药、爆炸物品等行为，参照本解释有关条文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