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应严格审查股东资格确认之诉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作为法律执业者，我们已经多次碰到过法院审理有关股东资格确认方面的诉讼，其中多半属于个别企业或股东为逃避债务有意安排的“假”诉讼。因为在此类诉讼中，原告一般是公司或企业，而作为被告的股东（公司或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对第三人也已经负有重大债务；且原、被告双方就提请法院审理的事实无任何争议，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予以认可或主动放弃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当事人进行诉讼并要求法院判决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对此类案件，法院也一般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有意和无意之中便成了当事人逃避债务的法律“庇护者”。
本文将对有关公司或企业股东资格确认、丧失或确认之诉方面的法律问题作些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引起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坚决杜绝和打击利用股东资格确认之诉逃避债务以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

一、有关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法律之确认
依据各国公司法、企业法关于公司或企业股东身份确立方面的规定，股东是指向公司或企业投入资金或认缴出资并在相关章程上签名或盖章、或持有公司或企业股份、或因受赠、继承、继受等法律或事实原因取得公司或企业实际出资权益并依法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以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例，股东是指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盖章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人、公司增资或发行新股产生的公司股权或股份持有者。按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备置股东名册，专门记载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等事项。
股东名册的效力在于：公司认定记载于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享有股东的各项权利；虽出资发生转让，而未将受让人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公示的法律效力，是确认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的最终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讲，拥有公司股权属于要式法律行为，非经登记等相应的法律程序，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所以，隐名股东（俗称“暗股”）或不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名义股东是不具有合法股东身份者，公司可随时停止其所谓的“股东”权利。
实践中，存在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兴办经济实体或公司企业的党政机关干部或公司章程约定不得成为股东的人作“隐名股东”的情况，也存在不实际出资，专门替他人“挂名”作工商登记备案股东的人。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之间往往私下订立有关的“委托持股”协议或合同来具体约定有关股东权利的实际享有和义务承担，但此种协议或合同往往因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的范畴，且此类合同或协议对公司或第三人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若隐名股东和挂名股东之间就公司股权或股东身份产生争执，隐名股东即使是公司或企业的实际出资人，也不能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的真实股东。如果确认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则意味着法律关于股东必须进行工商登记的要求纯属多余、无任何实际意义。
对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其股东组成处于随时可变动状态之中，所以法律要求参加股东会的股东，必须是公司股东名册记载的公司股票一定交割日前持有公司股份的人。为便于公司履行对其股东的通知义务，股票已公开上市流通的股份有限公司对其股东资格或身份作此种界定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二、有关股东资格丧失的几种情况
正常情况下，公司或企业存续，股东资格一直保持。但下列情况之一，构成股东资格丧失：
（一）所持有的股权合法转让者。股权转让是公司或企业股东资格丧失最常见的形式。股东若不想再保有其股东身份，依据《公司法》或其他企业方面法律法规及有关章程或协议约定，其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将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转让给同意受让其股权的其他股东或第三人。股权受让方经工商变更登记后成为公司或企业的新股东，股权转让方的股东资格也因工商变更登记而丧失。
（二）不依章程约定履行股东义务，而受到除名处置者。公司或企业股东的主要义务包括：1、足额缴纳出资；2、在公司或企业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3、遵守公司章程；3、对公司或企业及其他股东诚实信任；4、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利；5、其他依法应履行的义务。此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公司或企业与股东或股东相互之间产生合同法律纠纷，若股东相互间不能达成和解协议，可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对股东资格是否继续存续作出判定。
（三）因违法犯罪受政府或法院刑事判决处罚（如没收财产）而被剥夺股权者。股权属于一种财产权益，当此种财产权益的拥有者触犯国家法律而招致政府机关或司法机关对其作出财产方面处罚时，其股权可能依法被强制冻结、拍卖或依法作出其他处置，股权的拥有者便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其股东资格便依法丧失。
（四）其他合法理由，如作为股东的自然人死亡或法人破产倒闭、公司或企业被依法注销。此种情况下，公司或企业原股东资格丧失或消灭后，其权利义务的继受人将依法取得或继续持有其股东权益，成为公司或企业新的股东。

三、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方式和理由
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当事人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方式按原告主体是谁进行划分，可分成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公司或企业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诉讼；另一种是公司或企业股东（或投资者）直接提起的请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诉讼。下面对两种表现形式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理由分别进行叙述：
第一种表现形式，公司或企业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此种确认股东资格的理由又分为几种情况：（一）被诉主体虽然对公司或企业成立投入了资本金，但没有在工商档案资料中登记为股东；（二）被诉主体没有履行全部或部分股东出资义务，但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已明确登记为股东；（三）被诉主体已经履行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
第（一）种情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隐名股东”。因为我国法律目前不承认“隐名股东”的存在，在此种情况下，尽管被诉主体已实际向公司或企业投入了资金，只要其股东身份没有记入公司或企业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被诉主体的股东身份对公司或企业不产生法律效力，其若强行向公司或企业主张其股东权利，公司或企业可以对其提起确认股东资格之诉。其投入的所谓资本金将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借款，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借贷法律关系，而不是股权法律关系。
第（二）种情况不符合公司或企业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因为按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要求必须在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必须筹足，但外商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可以是出资人认缴资本之总额（新《公司法》生效后对非外商投资公司也同样适用），不必在公司成立时实际缴足，但不得少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若存在第二种情况，应由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提起出资协议或合同违约之诉，而不能由公司或企业直接提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若经工商登记的股东拒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企业可按章程规定直接将其除名，其他股东可通过协议或法律途径要求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其已认缴的出资额。
第（三）种情况更不符合公司或企业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被诉主体已经实际履行了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当然，此种情况下被诉人的出资款可能是公司或企业其他股东代为垫付的，被诉人与垫付出资款的股东之间将形成民事上的借贷法律关系，此种借贷法律关系独立于被诉人对公司或企业履行出资义务所形成的股东身份法律关系，对被诉人股东身份不产生任何法律影响。在此种情况下，若公司或企业对被诉人提出确认股东资格之诉，被诉人不作任何辩解，将自己的股权同意变更到其他股东名下，极有可能属于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故意转移被诉人股权财产的行为。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公司或企业资本金已全部出资到位，谁是公司或企业股东，也不会影响公司或企业的资产利益，公司或企业无权或没有利害关系（即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其任何股东提起此类诉讼。法院对此类诉讼应进行严格审查，不应予以受理。
第二种表现形式，公司或企业股东（或投资者）直接提起的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之诉。此种确认股东资格或身份的的理由又分几种情况：（一）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在公司或企业成立时投入了资本金，但没有在工商档案资料中登记为股东；（二）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没有履行全部或部分股东出资义务，但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已明确登记为股东；（三）被诉主体即是公司或企业，原告已经履行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四）被诉主体是公司或企业的“挂名股东”，原告是替“挂名股东”向公司或企业的实际出资人。
第（一）种情况一般指公司或企业非法集资或借贷形成的情况，原告的股东身份确认之诉不能得到支持。实践中，许多公司或企业因资金匮乏，于是便私下招人集资入股，但这些所谓股东（集资人或出资人）的名称却没有进入工商登记档案。当公司或企业效益转好时，企业不想让这些集资人或出资人参与分红。于是这些自认为股东的出资人便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在此种情况下，尽管原告已实际向公司或企业投入了资金，只要其股东身份没有记入公司或企业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其股东身份便不应受法律保护，其向公司或企业投入的所谓股本金将被确认为公司或企业借款，二者之间按借贷法律关系处理。但若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公司或企业确实是从事了非法集资或借贷行为，其也应当受到包括《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的惩罚。
第（二）种情况虽然符合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条件，但是否能够获得法律支持还要看具体情况。因为现行《公司法》要求在公司成立时，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金必须筹足，但外商投资的公司，注册资本可以是出资人认缴资本之总额（新《公司法》生效后对非外商投资公司也同样适用），不必在公司成立时实际缴足，但不得少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如果在法律、公司或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规定的出资期限内，原告愿意交纳或补足资本金的，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应得到确认；如果已经超过法律、公司或企业章程、股东出资协议规定的出资期限，尽管原告表示愿意交纳或补足资本金，但是公司或企业及其他股东（以股东会或董事会名义）拒绝同意或接受原告交纳或补足资本金的，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股东身份不应得到确认；公司或企业可按章程规定直接将其除名，其他股东可通过协议或法律途径要求不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转让其已认缴的出资额。
第（三）种情况往往是在公司或企业被大股东操纵时造成小股东权益受损或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发生的，严格来说应当属于侵权之诉，股东资格确认只是审查侵权时确认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一个步骤。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履行了全部股东出资义务，在公司或企业章程或其他工商档案资料中也已明确登记为股东，原告的股东资格或身份无须再单独经法院判决确认。
第（四）种情况实际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借款纠纷，不符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立案条件。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挂名股东是工商登记的实际股东，尽管原告已经代替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从法律看，二者之间只能视为一种借贷法律关系。原告若想取得股东资格，应同挂名股东协商进行股权转让；若挂名股东不同意股权转让，原告只能起诉其偿还欠款；在法院判决后，当挂名股东无实际偿债能力时，原告可申请执行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权；但原告直接起诉挂名股东要求替代其在公司或企业的股东身份是不符合诉讼法对诉讼标的的基本要求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真正符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正当理由或条件是不多见的，因为法律关于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即以股东名册、公司或企业章程、工商登记备案资料等所记载的股东身份为准，真正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实在是没有太大必要。
既然如此，现实中为什么又出现那么多的股东资格或身份确认之诉呢？难道是当事人在故意给自己找麻烦？难道是法院乐于审理此类案件？实践中，我们确实发现几起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法院都是通过判决形式来支持公司或企业（实际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作为原告提起的股东身份确权之诉的，工商部门也是依据此类确权判决来为当事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
本来通过正当的股权转让手续就能顺利实现股权转移的事情，为什么非得要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呢？是画蛇添足呢？还是想掩耳盗铃？其间的奥秘希望大家都能悟到，尤其是作出此类股东资格确权判决的法院更应该认真总结一下自己受理此类案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莫要再继续充当那些别有用心企图转移自己的股权财产以期逃避债务的不法分子们的合法“庇护者”了！

2005年11月28日

王政律师－－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010-84985858/5959/6060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惠州市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的通知

惠府办〔2011〕3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惠州市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业经十届153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一年六月一日


惠州市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工作，提高行政效能，促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争议，是指行政执法主体之间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中发生的争议。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是指市、县（区）政府法制机构（以下简称“政府法制机构”）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对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主体之间的行政执法争议进行协调处理的活动。
　　前款所称行政执法主体，包括具有行政执法职责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第三条 行政执法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执法争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本办法进行行政执法争议协调：
　　（一）因行政执法职责发生的争议；
　　（二）因行政执法依据发生的争议；
　　（三）因行政执法环节、标准等事项发生的争议；
　　（四）因联合执法发生的争议；
　　（五）因行政执法协助发生的争议；
　　（六）因移送行政执法案件发生的争议；
　　（七）其他涉及行政执法的争议事项。
　　第四条 下列争议事项不适用行政执法争议协调：
　　（一）不涉及对法律、法规、规章的理解和适用的行政管理事务争议；
　　（二）行政执法主体内部的争议；
　　（三）行政执法主体因行政执法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争议；
　　（四）法律、法规、规章对争议事项的协调另有规定的。
　　第五条 政府法制机构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按下列规定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工作：
　　（一）市级行政执法主体之间、市级行政执法主体与县（区）级行政执法主体之间、不同县（区）的行政执法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执法争议，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协调；
　　（二）同一县（区）的各级行政执法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执法争议，由该县（区）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协调。
　　第六条 发生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行政执法争议事项的，有关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及时自行协商解决。
　　有关行政执法主体经自行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得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有关行政执法主体经自行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发生争议的任何一方行政执法主体均可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向政府法制机构申请行政执法争议协调。
　　第七条 政府法制机构发现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行政执法争议事项的，必要时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协调。
　　第八条 行政执法主体申请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申请书；
　　（二）关于争议事项、自行协商情况的说明以及本单位的意见；
　　（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文本；
　　（四）政府法制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第九条 政府法制机构收到行政执法主体申请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的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协调的行政执法主体。对应由其他部门处理的事项，政府法制机构应当移送其他部门处理。
　　申请材料不齐备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通知申请协调的行政执法主体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补齐，补齐申请材料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协调的行政执法主体未能补齐或者拖延补齐申请材料的，政府法制机构可以不予受理。
　　第十条 政府法制机构决定受理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申请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通知与争议有关的其他行政执法主体参加协调。与争议有关的其他行政执法主体应当在收到参加协调的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政府法制机构提交书面答复和本办法第八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材料。
　　第十一条 政府法制机构依职权主动就行政执法争议事项进行协调的，应当向有关行政执法主体发出书面通知。有关行政执法主体收到通知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和本办法第八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材料。
　　第十二条 政府法制机构在协调行政执法争议时需要有关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协助、配合的，有关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应当积极予以协助、配合。
　　第十三条 政府法制机构在协调行政执法争议时，应当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充分听取有关行政执法主体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召开有关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也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对行政执法争议事项进行分析论证。
　　第十四条 协调行政执法争议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并参考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争议事项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确立的原则进行协调；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有权机关解释。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争议经协调或政府作出决定之前，有关行政执法主体不得单独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情况紧急，争议事项不及时处置可能给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的，有关行政执法主体可以单独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同时应当立即告知协调行政执法争议的政府法制机构。
　　在前款规定情形下，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建议有关行政执法主体采取临时性处置措施。
　　第十六条 政府法制机构对协调的行政执法争议事项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经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政府法制机构报请同级政府下发《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确认书》；
　　（二）经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行政执法争议协调书面建议，报请同级政府研究同意后下发《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决定书》；
　　（三）争议事项不属于本级政府职权范围的，报上一级政府法制机构。
　　《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确认书》和《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决定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关行政执法主体应当执行。
　　第十七条 政府法制机构协调行政执法争议，应当在受理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申请之日起，或者依职权决定主动协调行政执法争议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办结。争议事项情况复杂、特殊，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经该政府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60个工作日，并告知有关行政执法主体。
　　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有权机关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解释的，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八条 政府法制部门负责对《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确认书》、《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决定书》的执行情况进行督促落实。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主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法制机构可以提请同级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一）对发生的行政执法争议不及时协商、不及时申请协调，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阻挠政府法制机构协调行政执法争议的；
　　（三）自行协商作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处理决定的；
　　（四）在行政执法争议经协调或者政府决定之前，擅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且不属于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形，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无正当理由不执行、拖延执行《行政执法争议协调确认书》或《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决定书》的。
　　第二十条 各县（区）政府法制机构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1年6月10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