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


铁路局、分局机关机构编制限额管理的决定
铁道部


一、本限额方案是现阶段部对铁路局、分局的机构编制实行宏观控制的具体规定。采取这一举措，是深化改革、强化管理、促进发展的需要，是关系铁路全局的大事，是铁路运输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步骤。各局、分局领导和机关干部必须树立改革意识、全局观念，提高认识，统一
思想，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部党组的决定。
二、实行行政和党群部门全面定编、同步精简。不能从局部出发，强调各自的特殊性，必须按规定实施。任何部门不得例外，这是一条纪律。公检法机构编制限额方案待以后另行公布。
三、要坚持精干机关、服务基层的方针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以合理配置职能为前提，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益为目的，制定好本单位的实施方案。要相应建立健全机关工作制度，认真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一定要有新变化、新气象。
四、限额方案是部控制的最高限制数额，不是设置机构、配备人员的标准。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在限额内制订先进的编制标准。凡已低于限额的，要保持先进，不得降低标准、扩大机构编制。列入国家和我部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的运输企业，在规定的限额内应有更大精简。对工
业、工程及其他直属单位的机关均应精简。
五、限额方案是总量管理，在限额内企业的具体机构设置及其编制安排，由企业自主确定。上级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以业务文件、会议纪要、领导讲话等各种形式进行干预，更不允许利用分钱、分物、批指标、批项目、检查评比等职权对下施加影响。过去各部门在业务文件中有关机
构编制的规定，一律不能成为企业必设机构编制的依据，均以本通知和本方案为准。今后，因特殊情况要求各级设立临时机构的，必须经部编委批准。
六、要妥善安排富余人员，积极搞好人才分流。充分利用这次精简机遇，从实现铁路多元经济战略目标出发，坚决转移一批机关骨干力量充实多经企业，以开辟铁路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要抽调一批年轻同志加强基层生产一线。
七、这次精简不涉及基层站段。为维护稳定，对基层站段的机构、编制、级别、领导职数一律不动，暂行冻结。各单位要加强领导，保证运输生产的正常运行。
八、铁路局、分局党政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挂帅，坚决按党性办事，下决心抓好精简工作，统一领导，统一部署。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全面落实。必须做到真正精简，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数字转移。要严格按部规定着重做好附属机构以及限额外机构的清
理与精简工作。
九、各级劳资、组织部门为机构编制工作主管机构，分别担负行政和党群系统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两个部门要紧密配合，协同动作，认真履行职责，坚持归口管理，切实做好工作。
十、要严明机构编制纪律，不许机构升格，不许私分财物，不许突击提干，切实纠正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干部（人事）、财务部门要在部控制的限额内以及据此制定的企业机构定员表配备人员、核发经费。劳资部门要把企业执行部控限额与核定企业工资总额挂钩，推动企业精简工
作。机构编制主管部门要强化编制监督，坚决维护编制纪律，对违反部规定者，有权提出处理意见，报请领导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十一、要保证今年内基本完成精简任务。精简方案于三季度内报告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改革后的机构定员表要报部核备。明年初，部将组织检查验收。凡超过部控各项限额规定的，部将核减其工效挂钩工资总额。
十二、部机关各部门应按部“三定”方案要求，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为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坚决、认真贯彻执行部的决定，积极支持企业搞好精简定编工作。
附件：铁路局、分局机关机构编制控制限额方案。

附件：铁路局、分局机关机构编制控制限额方案
一、控制范围
各铁路局、分局两级机关行政、党委、纪委、工会、团委等各部门及其附属机构，以及各学（协）会办事机构和分局派驻各地区的办事机构等。
二、控制项目
铁路局、分局的领导职数、机关职能机构设置数，机关人员编制数、机关附属机构设置数、机关附属机构人员编制数。以上均按铁路局、分局和各部门分别控制。
三、控制限额
（一）铁路局、分局机关
各铁路局及其分局机关的机构编制控制限额详见附表。党委机构设4个、表中列3个，不含与人事部门合设的干部部。
（二）铁路局、分局附属机构
1．行政部门共性的附属机构，各铁路局设10个以内。人员编制总额暂按各铁路局现定员精简10％，由部控制；各分局设3个以内，人员编制由各铁路局从严控制，进行精简。
2．各铁路局、分局工会的附属机构（如：文化宫、体育馆、图书馆、音像站等）及其编制限额，暂按各铁路局现定员精简10％，由局控制。
四、口径说明
（一）铁路局、分局行政及党群领导职数适用职名
1．行政：局长、副局长、分局长、副分局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或总会计师（“总”也可由副局长、副分局长兼任）；
2．党委：书记、副书记；
3．纪委：书记、副书记；
4．工会：主席、副主席；
5．团委：书记、副书记；
（二）党群和行政机构编制管理分工
对一些党政合署办公或与党政工作部有关的机构编制，此次定编操作分工如下：
党群众编制部门负责：政法办（综治办）、职工思想研究会、劳动争议、行政干部监察。
行政编制部门负责：老干部工作（含活动室），关工委办，退管办，信访办，保密办，路风办，人民武装，人防战备，党群干部管理，党、纪、团部门的工勤人员。
以上人员的统计口径和领导关系均维持原系列不变。
（三）铁路局、分局机关职能机构控制限额计算范围
1．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职能机构控制限额计算范围，原则按铁劳［1991］75号部文件执行，包括机关行政职能工作的全部处室。不含工业、多种经营、集体经济、对外经济、社会保险、老干部管理、关工委办、学（协）会和分局普教办等机构。
2．党群机构
党委职能机构，包括统战、侨务；纪委职能机构，包括行政干部监察；工会职能机构，包括技协、劳动争议调解。
（四）铁路局、分局机关人员编制数控制限额计算范围
1．行政部门
原则按铁劳［1991］75号部文规定的计算范围，包括铁路局、分局行政领导干部和机关限额内行政职能机构的全部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分局运输、机务、车辆高度人员除外）。其中含科技管理、林业、地亩、防震、档案、物价、计划生育、爱国卫生、装卸、集装箱管理、部驻
局机车验收、概算定额、劳动定额查定、保价运输、史志、保密、房改、人民武装、人防战备、机要通信管理、党群干部管理等工作人员。
2．党群部门
党委包括领导干部及其职能机构（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包括统战、侨务工作）和政法办（综治办）的全部管理人员；纪委包括领导干部和纪检、行政干部监察人员；工会包括领导干部及其职能机构和技协、劳动争议调解等工作的全部人员；团委和直属机关党委（含纪委、工会、
团委）包括领导干部及其职能机构的全部人员。
（五）铁路局、分局机关行政部门附属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控制限额计算范围。
机关附属机构，是指其业务和党政工作由机关某部门归口管理，但该机构编制不列入机关序列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为机关职能部门实施管理承担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工作，不承担管理职能。部控制的机构和人员编制限额计算范围，不包括因地制宜特点显著的附属机构，以及在原
撤销8个铁路局后仍保留的附属机构。这部分附属机构由各铁路局从严掌握，自行控制，并按现定员至少精简10％。
铁路局行政共性的附属机构现为：机务化验室、电力试验室、牵引试验车、机车自控监测检修中心、红外线技术检修所、旧线测量队、桥梁鉴定队、轨道检查车、钢轨探伤组、通信试验室、信号试验室、机要通信室。
分局行政共性的附属机构现为：安全宣传车、电务试验室、机要通信室。
五、有关规定
（一）铁路局、分局专业部门管理体制改革，设立经营性并兼有管理职能的公司后，由部按原定编核减编制限额。
（二）分局下设的地区办事处和地区党委实行分步撤销。对已撤销分局所在地或有5个以上主要运输基层单位的地区，经铁路局批准报部核备，可暂保留办事机构。其他都应撤销，凡分局所在地的办事机构一律撤销。暂时保留的地区办事机构必须精简，党政合署办公，职能限定为：对
外与地方联系，对内组织直辖市；编制限定在4人以内。地区办事机构撤销后，目前若因特殊需要对地方尚有必要的社会工作联系地区，经部批准呆暂设1～2名专职派驻人员。
分局机关各职能部门，均不得在各地区设立其他机构和派驻专职人员；凡已设立的派驻机构及其专职人员一律撤销。
铁路局设立的驻外地办事机构，要从严掌握，不得设内部机构，并大力精简人员。
（三）铁路局、分局可设副总工程师，兼任总工程师室主任，占该室领导职数，不列入局、分局行政领导职数范围。不设局、分局副总经济师、副总会计师、助理等职。铁路局党政副职不设专职秘书，分局党政副职均不得单设或共设秘书。
（四）铁路局行政、党委根据工作需要可设处、科两层职能机构，不足8人的处，下面不设科。处、科的设立条件应在3人以上。不得擅自将科改名称升格为副处级，已升格者一律改回。局纪委、工会和团委均只设一层职能机构，设立条件应在3人以上。
分局行政、党委、纪委和工会均只设一层职能机构。行政部门称分处（室）、党委部门称部（室），正职可配副处级干部。职能机构的设立条件应在3人以上。团委不设职能机构。
铁路局、分局纪委职能机构正职配备，仍按铁党［1991］28号部文执行。铁路局工会职能机构正职配副处级干部。铁路局团委职能机构正职和分局工会职能机构正职均配正科级干部。
铁路局党政职能机构领导职数的设置：
第一层职能机构3～7人设1名，8～15人设2名，16～30人设2～3名，31人以上设3～4名，运输处根据需要可增设1名；第二层职能机构3人以上设1名，4～9人设2名，9人以上可设3名。
分局党政职能机构领导职数的设置：
3～7人设1名，8～15人设1～2名，16～30人设2～3名，31人以上设3～4名。
铁路局纪委、工会和团委职能机构领导职数的设置按铁路局党政第二层职能机构办理。
以上规定亦适用于铁路局、分局限额外职能机构的设立和领导职数的设置。
（五）铁路局、分局限额外职能机构的人员编制，要与限额内机构的人员编制同幅度精简。
（六）学（协）会办事机构人员编制，应本着精简原则，以自收自支可能为依据。对已设有专职办事人员编制的学（协）会，要进行精简，编制限额暂为：铁路局的4人以内，分局的2人以内，以后还要逐步核减直至转为自立。今后设立学（协）会，一律经费自理，不再设由行政费列
支专职人员编制。
六、本文的解释权在铁道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1995年7月20日
戒严法概念研究

朱雁新
（西安政治学院 法学教研室，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戒严法是国家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由于它关系到宪政体制的调整，则更是宪政制度的必要内容。为了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掌握先机，更为了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备，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在戒严立法方面的成果，辨明戒严法的基本概念，厘清其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关系，开展对戒严立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制定我国的戒严法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戒严法 概念

国家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孕育了丰硕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但是与其他任何客观事物一样，它也时刻面临着源于自然和人群的种种危险，洪水、地震、火灾、罢工、反抗、骚动、叛乱、入侵、战争…… 尽管处于危险状况之下，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但宪法和法律却不能因此而废置不用，作为现代国家赖以运行之基础的宪政必须得到严格地维护。为了确保在危急状况下更大程度地保障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使社会秩序所受的损害降到最低，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一系列处置紧急情况的法律，戒严法就是其一。

一、对两大法系戒严法概念的分析

一般来说，戒严是国家在战争等危急状况下采取的一种紧急措施，戒严法是规范这种危急状况的应急法律。但是对于戒严法的概念，两大法系却有不同的认识。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戒严制度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属成文法典，而后者为习惯法。由于英美国家的戒严法（Martial Law）是习惯成规，所以其含义不定。霍资华斯 （W. S. Holdsworth）在其《戒严法历史之研究》（Martial Law Historically Considered）中探讨了戒严法的原始意义：“戒严法就是军中元帅（Marshall）与监军保安官（Constable）所组法庭适用之法规”。美国学者阮钦 （Robert S. Rankin）从字面上分析了戒严法的本义：“Martial”一词的来源有二：第一，它是“Marshall”的音误，而“Martial Law”即“Marshall Law”，意思是军中元帅所适用的法规；第二，“Martial”即拉丁文中的“Martialis”，而“Martialis”为“附属于战争”（“Pertaining to War”）之意，故“Martial Law”就是“战争法”（Law of War）。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Martial Law”一词被翻译为“军事管制法”，它的含义是“指根据皇家特权令适用于暂时由英王军队占领的外国领土的法律。除被占领土的普通法院经同意继续存在和执行法律外，执法权由军事法庭或军事裁判庭根据占领军的军事当局所确立的规则行使” ，“当一国处在战争状态，或存在叛乱，入侵及其他严重的社会动乱时，军事管制法可以作为例外在本国内部实施，以取代平时的政府和执法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权由军事法庭和军事裁判庭行使。”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戒严法“存在于战时或者其他危急情况时，它极具强制力，完全决定于驻在敌方交战区或本国叛乱区之军队司令官的意志，并且戒严法的实施将导致普通法律、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暂时失效”。 英国宪法学者Dalzell Chalmers与Cyril Asquith详细归纳了“Martial Law”的六种意义：（一）指早期军中元帅所适用的法律；（二）指于平时或战时，在国内或国外，管理军队的军法；（三）指停止普通法律（Ordinary Law）而使行政机关享有广泛军事裁量权的法律；（四）指于内乱或外患之际，运用任何必要力量，以维持公共秩序的习惯法（Common Law）；（五）指战时军队司令官在占领敌区内，所施行的法律；（六）指在敌境外的占领区内，军事指挥官所施行的法律。第一、二两种意义，属于军法（Military Law）的范围；第五、第六两点，是军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的范畴；第四种含义是英国学者传统的意见；第三种意义的戒严法是大陆法系的“戒严法”。
英美法系戒严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其产生基于军事需要（Military Necessity），没有成文法典。所以学者沃伦（Charles Warren）说：“戒严法基于严格的军事需要而产生，在本质上不是法律，其宣布并非依据宪法上之明文授权”，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规定，所以戒严法就是军事司令官的意志，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戒严法是实际战争中，基于军事必要而产生的法则，由军事司令官来实施，实际上就是司令官之意志，虽然专断，亦需服从”。英国的惠露吞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更加直接：“戒严法不过为军事司令官之意志而已，根本不是法律”。阮钦也说：“戒严法是必要之法则，为一种最后的手段，除了戒严机关之意志外，一无所有”。
大陆法系的戒严法是一部单一的成文法典，它的内容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意义，消极的停止平常法规的效力，积极的赋予军事机关掌管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权限。所以戒严法是规定于外患或内乱之际，暂停常法，而将部分司法及行政权力委诸军事机关处理的法律。例如日本明治《戒严令》，其第一条即规定：“戒严令乃战时或事变之际，以兵力警戒全国或某一地方之法律”。
虽然英美戒严法与欧陆戒严法在形式上有些不同，但他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依照伯克西姆（William E. Birkhimer）对英美戒严法所下的定义：戒严法是当国家的民政官署，受军事机关节制时，所建立之规则，或用以抵抗外侮，或在普通法律失败时，用以保障政府适当之目的。可见英美与欧陆的戒严法在宣布的时机、效果、目的等方面十分相似，他们都具备下面五个要件：
1、 在时间上，限于战争或非常事变之时；
2、 在空间上，行于国土之全部或一部；
3、 其手段，是实行兵力戒备；
4、 其效果，可变更机关权限及限制人民自由；
5、 其目的，在确保国境治安，维护法律秩序。

二、戒严法与相关法律的内涵关系

（一）戒严法与宪法
在专制制度之下，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恣意行使其绝对无限制的统治权，戒严也是专制统治者应对紧急事态的一种政治措施，自然无须由立法加以规范和限制。戒严法是立宪政治的产物，在立宪政治之下，国家的统治权力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保障。即使在社会动荡时期，国家采取了戒严措施，意图适当改变权力和权利的分配模式，也应当恪守宪法和戒严法。所以当代国家，多将戒严事项明示或暗示地规定在宪法中。法国（1815年和1848年宪法）、波兰（1921年宪法）、日本（明治钦定宪法）、巴西（1946年宪法）、巴拿马（1946年宪法）、泰国（1949年宪法）、韩国（1948年宪法）及我国等，都是明示的规定。也有些国家是暗示的隐含，或者是将戒严规定在紧急命令权之内，比如德国（《魏玛宪法》）、法国（1958年宪法）、俄罗斯；或者是视戒严为战争权的必要属性，如美国。戒严意味着社会秩序的重新调整和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戒严法可以称作是国家紧急时期的“小宪法”，它几乎波及社会生活的所有内容，但各国宪法中的戒严条款仅是原则规定，所以许多国家在宪法戒严条款的授权之下，进一步制定了戒严法。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戒严法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扩大和公民权利的缩小，是一部重新确定主体利益界限的法律。而宪法的核心内容正是权力和权利，它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作出了明确而严格的界定，其他任何普通法律都不能逾越宪法对此划定的界限，否则即为违宪，并导致自身的无效。那么，制定戒严法是否与宪法原则相矛盾呢？应当如何厘清二者的关系呢？
首先，戒严法和宪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宪法是立国之根基，其意在“保证国内安宁，筹备公共防务，增进全民福利”（美国宪法序言）。在平时，国家没有内忧外患的侵扰，故而能够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谨慎使用政府权力，竭力保障公民权利。如果发生战乱，社会动荡，忧患交加，国家危如累卵，此时国家与公民成为“命运共同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在战时，国家至上，国权第一，必须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允许政府采取必要的戒严措施，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或者牺牲公民的某些权利，才能应付紧急战乱，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进而才谈得上保障民权。“平时神圣的权利，在战时不惟应该，而且必须让路给保卫国家的最高权利”。 国权与民权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平时以保障民权来巩固国权，战时则以巩固国权来保障民权。表面上戒严法限制了民权，但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保障和发展民权，这与宪法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
其次，戒严法是宪法的下位法，不能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废弃、改变或者停止宪法。宪法是所有法律规范的母法，任何法律都不能对宪法作出稍许改动，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即便是对于戒严法，它对民权的限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尽管宪法允许它对平时的宪政秩序加以调整，但也必须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和程序之内，比如许多国家的宪法严格规定了戒严的宣告机关、宣告程序、宣告效果、戒严时间不得修改宪法（巴西1946年新宪法第217条附5项）、戒严措施不得触动国体和政体等国家基本制度等等。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戒严是国家在危急时期的无奈之举，“不论在任何时候与任何环境下，宪法都是保护各阶层人民的屏障。人民智慧所发现最有毒害的学说，莫过于主张政府，可在危机时，停止宪法中重要条文之适用”。 如果在紧急状况下以戒严法替代了宪法，那么扩张的国家权力将无所限制，势必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就是要求戒严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宪法。
再次，戒严法对社会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基于宪法的授权，并非违宪。戒严法通常规定，戒严期间限制或者取缔有碍国家安全和军事行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请愿、自由通信的行为，甚至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工作权、教育权、自由贸易权、财产权等等；相反政府有权采取一些强力措施管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行使一些和平时期不可能享有的权力。戒严法的这些规定对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作了重新分配，关乎宪政体制的重大调整，表面上看是对宪法内容的改动，但这并不属于违宪，原因在于宪法允许在国家危急形势下，由戒严法对宪法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动。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实也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还在于使国家尽快摆脱混乱，早日恢复宪政秩序。所以在维护宪政这一点上，戒严法与宪法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发挥作用的时间和采取的方法不同。
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戒严法属于紧急自卫的法律，必要时可以根据情势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必受制于宪法。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平时最反对破坏宪法的事情，但在非常时期却宁愿看到宪法的限制被停止，他曾说：法律上有句格言，“刀剑之下，法律沉默” （Amidst Arms the Laws are Silent），若处于日有强敌来袭之情势中，自保为最高的法则。我宁看到掩护叛贼之法律形式被取消，而使善良的人民得到安全。假使我们用法律的手铐自缚己手，我们还能得到胜利吗？当法律变成自保的障碍时，将不免求助于戒严。 这种出于“公共安全”和“紧急需要”的考虑而认为可以无视宪法的观点是及其错误的，宪法是宪政国家行宪的源泉，制定和实施戒严法也是在行宪、护宪，没有宪法也就没有了戒严法存在的合法基础，没有了宪法就没有了国家存在的合法基础。如果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尚有置疑，戒严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者，“紧急需要”与“公共安全”，都是含义概括的词语，极富弹性，如果可以因为这些理由而停止宪法，那么一些有野心的当权者，将随时会以“紧急需要”或“公共安全”为借口，而停止宪法的施行，达到他专制的目的，这样宪法将失去其稳定性和严肃性，社会动荡由此而生。那么如何才能既维护宪法，又不被宪法象手铐一样“自缚己手”呢？有学者提出了“最大急需与最小损害”（The most urgent need with the least damage.）的原则，即“不承认戒严法的实施，可以彰明较著的停止宪法，但因为‘最大急需与最小损害’，而可采取机动的解释，使宪法上之限制条款（Restrictive Clauses）缩至最小限度，及使宪法上之弹性条款（Elastic Clauses）扩至最大范围。不必斤斤于宪法文字的解释及形式的限制，而应注重‘正当条理’及‘宪法精神’”。 这个办法既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考虑到实际需要，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二）戒严法与非常时期的法律
非常时期是指国家处于对外战争、内部叛乱、天灾瘟疫或者财政经济危机的时期，凡是国家为抵御外侮、保卫领土、捍卫主权、恢复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并施用于非常时期的法律，均可称为“非常时期法律”。与平时法律相比，非常时期法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施行的限时性。即此类法律的施行，仅限于非常时期，非常时期一旦结束，即失去施行效力。比如戒严法的施行效力始于戒严令发布之时，终于解严令发布之时；动员法的施行仅限于动员令下达后，复员令下达前的特定时期。
2、 效力的附条件性。此类法律一经制定颁布，即已具备法律效力，但与普通法律的区别在于，未经法定程序宣告，它还不能生效或者失效，也就是说，非常时期的法律是一种附生效条件和失效条件的法律。
3、 权力的扩张性。非常时期法律往往赋予行政机关、军事机关较平时大得多的权力，比如授予行政机关更大的委任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扩大军事法院的审判管辖权等等。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完备的非常时期法律，比如，英国的1914年《国土防卫法》、1920年《紧急权力法》、1920年《爱尔兰秩序恢复法》、1939年《紧急权力防卫法》和《国民登记法》等，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颁布的《授权法》、美国的1940年《促进国防建筑法》和《国防军动员法》、1941年《战时征用财产法》、1942年《紧急时期物价管制法》、1943年《战时劳动争议法》等。
戒严法施行于国家动乱之时，当然属于非常时期的法律。如前所述，英美法系没有戒严法典，而将有关戒严事项规定于其他非常时期法律之中，届时援引其他非常时期法律实施戒严，当依非常时期法律采取的戒严措施与平时法律的规定相抵触时，将以非常时期法律为准，这体现了立法者“紧急情况下，国家利益优先”的立法思想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但在欧陆国家，多将戒严法法典化，危急情况之下，有权机关严格依据戒严法典发布戒严令、采取戒严措施，而不必参照其他非常时期的法律，与英美法系相比，其戒严制度更加严谨、规范，更具有操作性。
国家动员法可以说是非常时期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法律，“动员者，谓国家于战事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由政府下达动员令，将全国一切人的物的资源，及全部有形无形的潜力，加以严密的组织与合理的统制，并将国家平时之态势，转为战时态势，使能充分发挥战力，俾克敌致胜，而确保国家民族之生存也”。 狭义上的国家动员法是指专门的国家动员法典，广义上的国家动员法的包含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三个层次，宪法中往往规定有国家动员条款，例如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宪法动员条款是制定国家动员法律的权力来源，至于国家动员方面的法律基本上包括国家动员法、军事征用法、防空法、戒严法等等。由此可见，戒严是国家动员的手段之一，戒严法属于广义上国家动员法的一个部分。

（三）戒严法与平时法律
平时法律是国家维护正常宪政秩序的法律，一旦社会陷入混乱，宪政面临危机，主权和独立遭到破坏，权力机关就可能施用非常法律，采取非常措施，比如“在重要地区、部门增设警卫、加强巡逻；强化治安手段，比如对人员、车辆、船只的通行、飞机的航行、新闻与通讯等施加限制或管制，组织搜查；对暴力行动进行镇压等”。
英美国家没有戒严法典，其戒严法散见于宪法、其他非常时期法律以及临时发布的各种戒严法令之中，“系普通法律失败时，而采用之粗糙代用品”，即普通法律失去了赖以施行的社会基础，不足以应付战乱危机，暂时由戒严法部分或者全部取而代之，等到解严之后，再重新恢复其法律效力。所以英美在实行戒严时，如果平时法律与戒严法发生抵触，则以后者为准。
欧陆国家的戒严法典明确规定了戒严的实施条件、发布机关、发布程序和戒严机关的权限等内容，在戒严权限范围内的事务，不受平常法律的约束。法典化传统使得欧陆国家的戒严法与平时法律之间的效力范围相对明确，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法律冲突。假如对同一事项，平时法律与戒严法都有规定，那么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适用戒严法；如果某些事项戒严法没有规定，而平时法律有所规定，则应依照平时法律。宣布戒严后，一些平时法律可以继续适用，但是有些条款会因形势发生变化，比如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程度、改变案件的管辖等等，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平时法律的“戒严法化”。
无论是英美还是欧陆国家，都力图协调戒严法与平时法律的关系，使两者相符相成，共同为宪政服务。

戒严法是军事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由于涉及到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调整，它更是国家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戒严立法基本处于空白状况，仅有的宪法条款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尽管有关机关曾经行使过宪法赋予的戒严权力，但权力的具体实施过程却无法可依，这不但不利于紧急状态的解除，而且有悖“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原则。在未来军事斗争中，戒严将是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取得战争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所以应当重视对戒严法的研究，加快制定和完善戒严法律制度，以求“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