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法律援助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16号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办法》业经2001年12月26日省人民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省长宋法棠
2001年12月26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的法律援助活动均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给予减、免收费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本办法所称法律服务机构是指注册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其他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主要是指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社会法律服务人员。
第四条省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省法律援助工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农垦、森工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的法律援助工作，接受省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实施法律援助，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第六条法律援助经费应当多种渠道筹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依法接受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作为法律援助经费的必要补充。
法律援助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使用，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二章法律援助的范围、对象及形式
第七条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
（一）刑事案件；
（二）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法律事项；
（三）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
（四）追索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的法律事项；
（五）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
（六）需要予以公证的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七）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
（八）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第八条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事由发生地在本省的中国公民，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需要法律帮助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而无其他收入，经济困难的；
（二）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残疾人；
（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收养人员；
（四）农村“五保户”；
（五）因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
（六）其他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
第九条下列刑事案件当事人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符合其他法定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条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外国籍、无国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有权了解所受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对有事实证明法律服务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服务人员。
第十二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受援人依法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及相关情况；
（二）提供有关证明和证据材料；
（三）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
第十三条受援人在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经援助双方协商，可以不终止法律服务，但原受援人应当补交法律服务费用。
因法律援助案件或者事项的解决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时，受援人应当补交法律服务费用。
第十四条法律援助采取以下形式：
（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诉讼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公证证明；
（七）其他形式的法律援助。
第三章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
第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领导下的专门从事法律援助事务的部门，具有监督、指导、协调和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职能。
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分省、市（行署）、县（区）三级。
第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和实施法律援助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
（二）统一接受并指派律师承办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三）受理、审查和批准法律援助申请，并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事项；
（四）组织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教育培训；
（五）开展法律援助宣传，组织法律援助工作经验交流；
（六）统一管理法律援助档案，统计法律援助的有关数据，收集信息资料；
（七）司法行政部门交办的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工作。
第十七条法律服务机构应当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律援助机构对有关法律援助事项的指派。
第十八条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有关组织依法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受所在地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管理与业务指导，在法律援助活动中，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志愿者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九条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为公职律师，按国家司法行政部门的规定注册。
第二十条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按时完成法律援助机构交办的法律援助案件。
第二十一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援助人员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当事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受援人不遵守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援助协议，严重影响办案的，可以申请指派机构终止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可以获得法律援助机构支付的办案补贴费。
第二十二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承担下列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监督，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延误、中止或者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
（三）保守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受援人的隐私；
（四）及时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五）不得利用法律援助事项向受援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法律援助人员办结法律援助事项后，应当及时提交结案报告，并附有关法律文书，经所在法律服务机构审核后，报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第四章法律援助的管辖
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由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接受并组织实施。
其他涉诉案件和非诉讼法律援助，由申请人住所地、工作单位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二十四条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
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初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二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管辖争议时，由共同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指定管辖。
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指定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指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被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协助。
遇有重大、紧急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服务机构可以先予受理，然后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第五章法律援助的程序
第二十七条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二）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失业保险金的有效证件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证据材料。
第二十八条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通知当事人补充或者说明，并可以向有关组织、个人进行调查，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九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当由其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当提供代理资格证明。
第三十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者，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并通知受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构与受援人应当签定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减、免收费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对不符合条件者，作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核，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特殊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适当延长审查申请或者复核时间，但延长的时间最多不得超过15日。
第三十一条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所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并就同一事项再次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不予受理。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或者一审判决书副本送交所在地同级法律援助机构。
第三十三条正在服刑或者被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由所在监狱、劳教所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由监狱、劳教所代为办理或者由监狱、劳教所通知其近亲属或者代理人办理。在刑事侦查阶段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办案部门通知其近亲属、代理人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事项有利害关系；
（三）与申请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受理的。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回避由所在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决定。
第三十五条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援助代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作出相应的减、免收费的决定。涉及该法律援助事项的有关单位也应当给予相应的支持。
第三十六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向司法部门、仲裁机构和有关行政机关提交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印制的公函和文书。
第三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对办结的案件，应当及时提交结案报告，并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法律文书的副本或者复印件和有关法律援助文书，由指派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援助机构验收存档。
第三十八条结案报告验收后，需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费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从法律援助经费中支付。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法律服务机构无故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者阻碍法律服务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情节严重的，不予年检注册或者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社会团体、高等院校及有关组织在法律援助活动中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当事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当事人应当返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并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当事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对出具虚假证明的直接责任人，由司法行政部门建议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其他法律援助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在法律援助过程中违法执业致使受援人遭受重大损失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处理意见，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
第四十三条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违法执业或者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由省法律援助机构建议省司法行政部门给予暂缓注册；情节严重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金律研究》之“绪论”
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必须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史，这已是史家的共识。同样，一部中国法制史，如果只是津津乐道于华夏"正统"王朝立法建制的辉煌成就，而对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法制漠然置之，或视其为华夏王朝法制的附庸，那么，这部中国法制史就是残缺不全的。或者说，它不能算作一部真正的中国法制史。
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大致可作南北之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较南方突出。他们多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素以勇猛、强悍著称，曾多次入主华夏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或控制中国北方，与南方汉族政权长期并存。从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在中原建立十六国，到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从辽、金、西夏与两宋的长期对峙，到元朝和清朝的"大一统"政权，历时近千年之久，几乎占了整个封建时代一半的时间。
在入主中原之前，北方少数民族大多已经历漫长的发展历程，创立了富于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他们大多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记录成文的习惯法规范或成文法典。诸如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机为部落联盟首领时的"籍没之法"；女真族在十一世纪初石鲁联盟时代的"条教"；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编纂的《大扎撒》等。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虽然受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正统法文化的冲击和融汇，但仍然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领地，凭借本民族在国家政权中占居统治地位的优势条件，对国家立法建制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发挥影响，使这些政权的法制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
然而，正是这些富于多元化特色的法制融入，为儒家思想束缚下步履蹒跚的中国法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才使中国古代立法建制创造出世人注目的辉煌，中华法系才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而跻身于世界大法系之列。
可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中国法制史论著，除对北魏、元朝和清朝法制稍微注意外，五胡十六国、辽、金、西夏、蒙古汗国、后金等少数民族占居统治地位政权的法制，备受冷落，或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或基于"华夏正统"的观念，只是对其中野蛮残酷的内容痛加挞伐，却置其法制上的建树于不顾。至于有关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专著，则基本上是空白。
这种状况，显然与少数民族政权法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因此，全面、系统地探讨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立法建制活动及其经验教训，无疑是民族学和法学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有鉴于此，笔者在完成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法制通史》之《宋辽金卷·金朝法制》撰稿任务后，对所搜辑的大量金律资料进一步作了深入的探索和考察，汇纂成此书，力求反映金朝立法建制的全貌，期望对民族法制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
在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中，女真族尤以历史悠久著称。其先世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受周王室册命的肃慎。后来，肃慎部族在汉魏晋时期被称为挹娄，北朝称之曰勿吉，隋唐称??，五代始将黑水??称为女真。到十一世纪时，以??为主体，吸收不同祖源、语系的氏族部落形成的女真族，在"白山"（长白山）、"黑水 "（黑龙江流域）间崛起。自公元１１１５年建立国家政权后，相继吞并辽朝和北宋，在中国北部建立了长达一百二十年较为稳固的统治。
在此期间，女真族以开放的恣态，吸收和融合了汉族及其他各族文明的精华，促进了本民族的飞跃发展。同时，对异族文化博采兼纳，又使女真文化获得了丰富的滋养，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元文化。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双向渗透的结果，形成以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多元一体的金文化。可见金文化并非同时并存的宋文化的附属，而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金文化应与宋文化并列于"正统"地位。
儒家思想在金代社会意识形态中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金建国之初，女真"旧俗"尚支配一切，占居上风。到熙宗时，金朝在中原的统治基本稳定，统治者开始提倡尊孔崇儒。在世宗、章宗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金统治的思想基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学的精神原则成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儒家的忠孝观念被奉为调整君臣上下和家庭、宗族关系的准则。少数民族在礼俗、丧葬、文体、游艺、岁时杂俗乃至心理素质等深层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华夷同风"的文化积淀。
有金一代，中国古代的各种思想灿然皆备，百家争鸣，儒家思想、佛教、道教尤为盛行。儒家思想之所以独占鳌头，成为金朝统治思想的核心和主体，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金崇奉的儒家思想，已不同于先秦和汉代的儒学，而是继承北朝以来兴起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不尚虚名，注重博实，敢于摒弃"贵华夏，贱夷狄"等陈腐观念，敢以北方王朝自重，以"正统"自居，完全适合金王朝力图在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树立"正统"形象的需要，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此外，金统治者崇儒还缘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目的。世宗即位后，鉴于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血腥事件，熙宗、海陵王相继死于暴力政变，遂大力宣扬和提倡儒家忠孝观念，特别强调忠君，把忠君思想作为调整君臣关系的法宝，要求臣僚"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太平"(《金史·纥石烈良弼传》)，告诫臣民不要做有亏忠节的事。
金统治者带头尊孔崇儒，使女真人皆以学习华夏文化为荣，汇成一股学习华夏文化的潮流。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为女真人普遍接受。儒家思想成为汉、女真人等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
各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确立，推动了金代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封建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三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氛围中，金朝立法上采唐辽宋之制，参以女真传统习惯法，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并对元朝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朝第一部成文法规熙宗《皇统新制》，就是以本朝旧制为基础，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汇纂而成。此后，海陵王《正隆续降制书》、世宗《军前权宜条理》、《大定重修制条》等法规，都是修订皇统以来历代法规基础上颁行的。集金代立法之大成的《泰和律令敕条格式》更是以唐律疏义》之翻版。它不仅是金朝的一代成法定规，其效力还及于元初。"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
(《元史·刑法一》)
直到元世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始禁用金泰和律"(
《元史·世祖本纪》)。从蒙古汗国太宗六年（１２３４年）灭金而沿用金律，至此已三十七年时间。而且，金律的效用并未因元世祖一纸禁令而中止。世祖下令禁用金律时，并未颁行一部足以代替《泰和律》的成规定制。以致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御史中丞崔 仍建言："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新元史·刑法志》)在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颁布《至元新格》后，元成宗于元贞二年（１２９６年）以"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新元史·刑法志》)，命参知政事何荣祖等更定律令。但新律直到武宗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仍未颁行。时中书省臣上疏："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布，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新元史·刑法志》)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年），《大元通制》告成，才最终取代了《泰和律》的地位。可见，在中国法制史上，金律和两宋法律共同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四
关于研究金律的资料问题。
金代律典法规早已亡佚不传。我们只能从散见于历史典籍中的法制资料，勾勒出金王朝立法建制之概貌。
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乃是可资参阅的基本史籍。《金史》系元代官修的一部正史。其依据是金朝史官编纂的诸帝《实录》和《国史》，并以金人刘祁的《归潜志》、元好问的《中州集》和《壬辰杂编》、王鹗《汝南遗事》等著作参证补遗，内容详实而可靠。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论:金代"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而且，《金史》成书前，已有不少史家对金朝史实做了大量的考订整理工作，"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为修成《金史》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四库总目提要》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之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对《金史》赞誉有加，称该书"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清人赵翼亦指出："《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谓为"良史"。(《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
此外，题为"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撰"的《大金国志》、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洪皓的《松漠纪闻》等，亦是研究金律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７２年出版了叶潜昭先生的学术专著《金律之研究》。该书以宋朝律博士傅霖所撰《刑统赋》之疏解，及《元典章》为依据，参照《唐律疏议》，对金《泰和律》的条文进行了"复旧"，为金朝法制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对弥补金代法规亡佚造成的资料阙如作了有益的探索。其研究方法和视角独特而新颖，给人以启迪。
然而，《金律之研究》所"复旧"的金律，只是颁行于章宗泰和二年（１２０２年）五月之《泰和律义》。该律典虽然堪称金朝立法的主要成果，却不能反映此前近九十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代立法建制之全貌。须知，无论熙宗《皇统新制》、海陵王《正隆续降制书》，还是世宗《军前权宜条理》和《大定重修制条》，都是金代长期通行的成法定制，当然是金律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则，《元典章》、《刑统赋解》、《刑统赋疏》等，多为元人著作。其中对《刑统赋》的疏解，援引了《唐律疏议》和元代的判牍、案例作为印证。在未经信史佐证，其中唐、宋、金、元之制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将上述著作中的内容认定为金律条文，似值得商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