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突尼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突尼斯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突尼斯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保持和加强两国在司法领域业已存在的合作的愿望，
　　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司法保护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享有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司法保护，有权在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诉诸缔约另一方司法机关，进行诉讼并维护其权益。
　　二、缔约一方对于缔约另一方的国民，不得因该人是外国人或者在缔约一方境内没有住所或居所而要求其提供诉讼费用担保或保证金。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亦适用于在缔约任何一方境内并依其法律成立的法人。

　　第二条　法律援助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有权按照该缔约另一方法律规定的同等条件，获得与该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法律援助。
　　二、如果申请法律援助的人员居住在缔约任何一方境内，关于该人财产不足的证明由该人经常居住地的主管机关出具。如果申请人居住在第三国，可由其本国的外交或领事机关出具或确认上述证明。
　　三、负责对法律援助申请作出决定的司法机关或其他主管机关可以要求提供补充材料。

　　第三条　司法协助的范围
　　本条约规定的司法协助包括：
　　（一）送达司法文书；
　　（二）代为调查取证；
　　（三）承认和执行法院民事和商事裁决以及仲裁裁决；
　　（四）交换法律情报。

　　第四条　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
　　一、司法协助的请求应由请求方中央机关向被请求方中央机关提出。
　　二、前款所指的中央机关为缔约双方各自的司法部。

　　第五条　司法协助适用的法律
　　缔约双方在本国境内执行司法协助的请求，各自适用其本国法，但本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　司法协助的拒绝
　　一、如果被请求方认为提供司法协助将有损本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或者请求的事项超出本国司法机关的主管范围，可以拒绝提供司法协助，但应说明拒绝理由。
　　二、对于送达司法文书和代为调查取证的请求，被请求方不得仅因为主张本国法院对该项诉讼标的有专属管辖权、或本国法不允许进行该项请求所依据的诉讼，而拒绝提供协助。

　　第七条　司法协助请求的形式
　　一、司法协助的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书应由请求机关签署并盖章，并包括下列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和地址；
　　（二）可能时，被请求机关的名称；
　　（三）请求所涉及人员的姓名、国籍以及地址；如系法人，法人的名称和地址；
　　（四）必要时，当事人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五）请求所涉及的诉讼的性质和案情摘要；
　　（六）请求的事项。
　　二、协助请求应附执行请求所需的材料。

　　第八条　文字
　　一、缔约双方的中央机关进行书面联系时，应使用本国官方文字，并附对方官方文字或法文的译文。
　　二、司法协助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使用请求方的官方文字，并附被请求方官方文字或法文的译文。
　　三、有关执行协助请求的答复文件，应使用被请求方官方文字，并附请求方官方文字或法文的译文。

　　　　　　　　　　　　第二章　送达司法文书

　　第九条　适用范围
　　根据通过本条约第四条规定的联系途径提出的请求，缔约双方应相互代为向在本国境内的有关人员送达司法文书。

　　第十条　执行方式
　　一、被请求方应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执行送达请求。
　　二、应请求方的明示要求，被请求方也可按照特殊方式执行送达，条件是该特殊方式不得与被请求方的法律相抵触。

　　第十一条　确定地址
　　如果受送达人地址不详或有误，被请求方可以要求请求方提供补充材料；如果仍无法确定地址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执行送达，被请求方应当将有关文件退回请求方，并说明妨碍送达的原因。

　　第十二条　通知送达结果
　　被请求方应按照本条约第四条规定的联系途径，向请求方书面通知送达结果，并附载有收件日期和当事人签名的送达回证或主管机关出具的通知书，该通知书应注明有关受送达人的姓名、身份、送达日期和地点以及送达方式的情况；如受送达人拒收，应注明拒收的理由。

　　第十三条　送达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负担在本国境内执行送达的费用。
　　二、但是，在本条约第十条第二款所指的情况下，如果涉及送达费用，则由请求方负担。

　　　　　　　　　　　　第三章　代为调查取证

　　第十四条　适用范围
　　缔约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请求，相互代为进行调查取证，包括获取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词，进行鉴定以及代为调查取证所需的其他司法行为。

　　第十五条　执行方式
　　一、被请求方应根据本国法律代为调查取证。
　　二、应请求方的明示要求，被请求方应当：
　　（一）按照所要求的特殊方式代为调查取证，条件是该特殊方式不违反被请求方的法律；
　　（二）向请求方通知代为调查取证的时间和地点，以便有关当事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根据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条件到场。

　　第十六条　确定地址
　　被请求方如果难以按照请求方指明的地址代为调查取证，应当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地址，必要时可以要求请求方提供补充材料。如果因无法确定地址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执行，被请求方应当将请求书及所附文件退回请求方，并说明妨碍执行的原因。

　　第十七条　通知执行结果
　　被请求方应按照本条约第四条规定的联系途径，向请求方书面通知代为调查取证的情况，并转交所取得的证据材料。

　　第十八条　执行费用
　　被请求方应负担在本国境内代为调查取证的费用，但请求方应负担下列费用：
　　（一）鉴定费；
　　（二）按照本条约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特殊方式执行请求的费用；
　　（三）有关人员按照本条约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前往、离开和停留于被请求方境内的费用。

　　　　　　　第四章　法院裁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第十九条　法院裁决的适用范围
　　一、缔约一方法院作出的下列裁决，应根据本条约规定的条件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得到承认和执行：
　　（一）法院在民事和商事案件中作出的裁决；
　　（二）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就向受害人给予赔偿和返还财物作出的民事裁决。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裁决”包括法院就民事和商事案件制作的调解书。
　　三、本章不适用于针对以下事项作出的裁决：
　　（一）遗嘱和继承；
　　（二）破产、清算和其他类似程序；
　　（三）社会保障；
　　（四）保全措施和临时措施，但涉及生活费的裁决除外。

　　第二十条　申请的提出
　　一、当事人应直接向有管辖权的缔约一方法院申请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承认和执行缔约另一方法院作出的裁决。
　　二、缔约一方中央机关应根据缔约另一方中央机关的请求，提供一切便于提出上述申请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申请应附的文件
　　一、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申请，应附下列文件：
　　（一）经证明无误的裁决书的副本；
　　（二）由法院出具的证明裁决是终结的和可以执行的文件，除非裁决中对此已予明确说明；
　　（三）通知裁决的文书的原件；
　　（四）如果是缺席裁决，一份正式的传票副本，或证明已向当事人合法送达传票的任何其他文件。
　　二、上述裁决及文件，均应附经证明无误的被请求方官方文字的译文。

　　第二十二条　承认和执行的拒绝
　　对于本条约第十九条第一款列举的裁决，除根据本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应当拒绝承认与执行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拒绝承认与执行：
　　（一）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裁决不是终结的或不具有执行效力；
　　（二）根据本条约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裁决的法院无管辖权；
　　（三）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败诉的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无诉讼能力的当事人没有得到合法代理；
　　（四）被请求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标的案件正在进行审理或已经作出了终审裁决、或已承认了第三国法院对该案件作出的终审裁决。

　　第二十三条　管辖权
　　一、为适用本条约的目的，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院即被视为有管辖权：
　　（一）在提起诉讼时，被告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有住所或居所；
　　（二）被告如果是商业机构并在该缔约一方境内设有代表机构，因其商业活动引起的纠纷而被提起诉讼；
　　（三）被告已明示接受该缔约一方法院的管辖；
　　（四）被告就争议的实质问题进行了答辩，未对管辖权提出异议；
　　（五）在合同案件中，合同在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境内签订，或者已经或应当在该缔约一方境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该缔约一方境内；
　　（六）在非合同性质的侵权责任案件中，侵权行为或结果发生在该缔约一方境内；
　　（七）在扶养责任案件中，债权人在提起诉讼时在该缔约一方境内有住所或居所；
　　（八）作为诉讼标的物的不动产位于该缔约一方境内。
　　二、（一）本条第一款不应影响缔约双方法律关于专属管辖权的规定。
　　（二）缔约双方应在本条约生效后，迅速通过本条约第四条规定的途径，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各自本国法律关于专属管辖权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承认和执行的程序
　　一、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应适用被请求方法律规定的程序。
　　二、被请求方法院应仅限于审查裁决是否符合本条约规定的条件，但不得对该裁决作任何实质性审查。
　　三、如果裁决涉及多项内容且无法得到全部承认和执行，被请求方法院可决定仅承认和执行裁决的部分内容。

　　第二十五条　承认和执行的效力
　　被承认和执行的裁决在被请求方境内应与被请求方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相同的效力。

　　第二十六条　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缔约双方应根据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在纽约签订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相互承认和执行在对方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但应遵守缔约双方各自作出的声明和保留。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七条　交换法律情报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交换各自国家在本条约涉及的领域的现行法律或司法实践的情报。

　　第二十八条　外交或领事机关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
　　缔约一方可以通过本国派驻缔约另一方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关向该缔约另一方领域内的本国国民送达司法文书和调查取证，但需遵守该缔约另一方法律，且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第二十九条　认证的免除
　　为适用本条约的目的，由缔约双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提供或证明，并通过第四条规定的联系途径转递的文件，免除任何形式的认证。

　　第三十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或实施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六章　最后条款

　　第三十一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例须经批准，批准书在突尼斯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第三十二条　终止
　　一、本条约无限期有效。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条约，终止决定自缔约另一方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突尼斯共和国代表
　　　　　唐家璇　　　　　　　　　　　　赛义德·本·穆斯塔法
　　　　（签字）　　　　　　　　　　　　　　　（签字）
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宝林 . 现代法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2] ,[3]曾宪义 .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