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修改〈汕头市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决定》的通知
汕府〔2001〕83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关于修改〈汕头市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汕头市人民政府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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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汕头市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决定

　　为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规范管理，简化房地产交易及权属登记程序，缩短办事时限，方便群众，市人民政府决定对《汕头市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作如下修改：
第十条　以买卖方式转让房地产的，应当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房地产买卖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
　　（二）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之日起30日内持房地产权属证明、当事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房地产买卖契约等有关文件资料，向房地产所在地的交易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并申报成交价格；
　　（三）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符合规定的，交易管理所予以收件受理，同时发给买方受理单；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四）交易管理所核实当事人申报的成交价格，并根据需要对买卖的房地产进行现场勘查和评估，评估价格作为课税依据；
　　（五）交易管理所和国土房产部门的产权管理机构对符合规定的房地产交易，在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交易确认和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六）双方当事人按规定交纳税费；
　　（七）买方凭受理单和合法身份证明到交易管理所领取房地产权属证书。
本决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汕头市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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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

　　（1995年12月22日市人民政府汕府〔1995〕172号颁布，根据2001年5月15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汕头市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汕头市市区（以下简称市区）房地产市场管理，规范房地产转让行为，保障房地产转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和《广东省城镇房地产转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市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市区范围内从事房地产转让，实施房地产转让管理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房地产，指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的建筑物（包括公有房屋、私有房屋、商品房屋、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自有房屋、有限私有产权房屋等各种所有制房屋）和其他附着物。
　　房地产权，指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及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有限私有产权房屋，指由国家、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或购买后以优惠价出售给个人，或补贴个人购建的，个人对房屋只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其受益权和处分权受限制的私有房屋，包括补贴出售房屋和单位集资统建的房屋。
　　房地产转让，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交换、赠与或者其他合法的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其他合法方式其中主要包括下列行为：
　　（一）一方提供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他方提供资金，合资合作开发经营房地产，并以产权分成的；
　　（二）以房地产折资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房地产已为合资合作经营企业拥有的；
　　（三）以房地产作价入股的；
　　（四）因企业被收购、合并或分立时，房地产转移为新的权利人所有的；
　　（五）以房地产抵债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市国土房产局是市区房地产转让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并由其属下的房地产转让管理机构（包括房产交易管理所及市房屋交换服务所）负责日常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五条　房地产转让，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房地产转让时，建筑物、附着物的所有权和该建筑物、附着物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同时转让，不得分割。
　　同一房屋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整体不可分割。该房屋被分割转让时，各房屋所有权人按所占房屋建筑面积的比例占有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第七条　房地产转让，实行成交价格申报制度和价格评估制度。
转让当事人应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房地产转让以申报的房地产成交价格作为缴纳税费的依据。申报的成交价格明显低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以评估价格作为缴纳税费的依据。
　　第八条　房地产转让人应当如实向受让人提供房地产状况，包括权属、面积、界址、结构、装饰、土地使用期限，以及抵押关系、典当关系、租赁关系、相邻关系等情况。
　　第九条　房地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让：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件的；
　　（二）财政拨款购建的房地产或通过行政划拨或减免地价款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未经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和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
　　（三）依法预售（购）的商品房未经登记的，以及新购建房地产产权未经确认的，改建、扩建、分割、合并或继承、赠与取得的房地产未办理变更登记的，他项权利未登记或产权证被吊销、注销的；
　　（四）权属纠纷未处理清楚的；
　　（五）已设定抵押权，未取得抵押权人书面同意的；
　　（六）共同共有房地产，未取得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七）被列入征用、拆迁范围内且已发布征用、拆迁公告的；
　　（八）市人民政府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九）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以其他形式限制产权转移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以买卖方式转让房地产的，应当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房地产买卖双方当事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
　　（二）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之日起30日内持房地产权属证明、当事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房地产买卖契约等有关文件资料，向房地产所在地的交易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并申报成交价格；
　　（三）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符合规定的，交易管理所予以收件受理，同时发给买方受理单；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四）交易管理所核实当事人申报的成交价格，并根据需要对买卖的房地产进行现场勘查和评估，评估价格作为课税依据；
　　（五）交易管理所和国土房产部门的产权管理机构对符合规定的房地产交易，在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交易确认和房地产权属转移登记，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六）双方当事人按规定交纳税费；
　　（七）买方凭受理单和合法身份证明到交易管理所领取房地产权属证书。
　　第十一条　房地产买卖，当事人双方或一方不能到交易管理所办理有关手续的，可委托代理人代理。委托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应出具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如被代理人居住在国外，委托书须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或商务代表机构认证；被代理人居住国与我国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委托书须送经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三国认证；被代理人为港澳台同胞的，委托书须经我国司法部指定的律师或有权认证的机构证明；被代理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委托书由公证机关公证。
　　第十二条　房地产买卖契约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身份证或工商营业执照号码，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房地产权利证书名称及编号；
　　（三）房地产坐落、面积、四至界址；
　　（四）土地宗地号、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及年限；
　　（五）房地产的用途或使用性质；
　　（六）成交价格、价款及支付方式；
　　（七）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日期；
　　（八）公用部分的权益分享及共有人的权利、义务；
　　（九）违约责任；
　　（十）纠纷的解决方式；
　　（十一）双方认为需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以买卖方式转让房地产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房地产买卖契约：
　　（一）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并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二）因不可抗力致使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法履行或者不能全部履行的；
　　（三）出现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条件的。
一方当事人根据前款第㈡、㈢项的规定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契约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契约的，应当订立书面协议。
　　第十四条　以买卖方式转让房地产时，下列当事人在同等条件下，依次享有优先购买权：
　　（一）房地产共有人；
　　（二）房地产抵押权人；
　　（三）房地产承租人。
　　房地产转让人应当于订立房地产买卖契约前90日书面通知上列当事人，征询其是否购买。上列当事人应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予以书面答复，逾期不答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第十五条　以交换方式转让房地产时，当事人应当订立房地产交换协议书，并到市国土房产局属下的市房屋交换服务所办理有关手续。
房地产交换协议书的订立、履行、变更或者解除，参照房地产买卖契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房地产买卖、交换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商议，也可由当事人在房地产所在地的交易管理所、市房屋交换服务所挂牌买卖、交换。
　　第十七条　以赠与方式转让房地产时，赠与人与受赠人应当订立房地产赠与协议，并经公证机关公证。
　　附带条件的赠与，受赠人不按约定条件履行的，赠与人可要求受赠人履行，或者撤销赠与。所附条件不能履行或者不需要履行的，赠与人不能撤销已生效的赠与。
　　第十八条　以其他合法方式转让房地产时，转让的申办程序、转让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或者解除等，国家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法律、法规未规定的，参照房地产买卖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共同共有的房地产，共有人不同意转让自己占有的份额时，其他共有人有权转让自己占有的份额，但必须先行订立协议进行分割，不能分割的，应维持原共有关系。
　　第二十条　已出租的房地产转让后，受让人应到房地产所在地的国土房产分局办理变更原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姓名或名称的手续，并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受让人是原承租人的，应办理租赁注销登记。
　　第二十一条　有限私有产权房屋必须在办理下列手续，取得完全房地产权后，方可转让：
　　（一）按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按基准地价标准的50％补交地价款；
　　（二）付清政府、单位补贴款。补贴款按购建房屋时，政府、单位的出资比例乘以房屋评估价的40％计收，回收的补贴款按《汕头市住房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分别纳入市住房基金、单位住房基金，定向用于市、单位住房的维修生产和经营，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二条　出售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以标准价、成本价购买的房屋和经批准享受按标准价、成本价购买的产权的补贴出售房屋、单位集资统建房屋，按国家和省、市的房改政策执行。
　　第二十三条　商品房预售（含预购商品房转让）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按出让合同约定已付清地价款，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建设总投资25％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和拆除旧房地产的迹地的，依照规划对土地进行开发建设，完成供排水、供电、道路交通、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已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三）转让房地产时，房屋已建成的，还应当持有房屋所有权证书。
　　第二十五条　取得土地使用权时减免地价款的，转让房地产时，参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的，不得违反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登记文件载明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七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后，其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原土地使用者已使用年限后剩余的年限。
　　第二十八条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转让后，受让人确需改变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功能的，必须向市国土房产局提出申请，经市国土房产局会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市国土房产局与用地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九条　以划拨方式（即以出让方式以外的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经有批准权的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除符合本办法第三十条所列的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情形外，应当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按规定补交地价款。
　　第三十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有批准权的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但属于本款第（四）项的应按规定补交地价款，其余各项应按规定将转让房地产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作其他处理：
　　（一）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让的土地用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项目的；
　　（二）按照国家、省、市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出售公有房屋的；
　　（三）转让的土地用于建设补贴出售房屋的；
　　（四）同一宗土地上部分房屋转让而土地使用权不可分割转让的；
　　（五）转让的房地产暂时难以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用途、年限和其他条件的；
　　（六）根据城市规划土地使用权不宜出让的。
　　依照前款规定补交土价款、缴纳土地收益或作其他处理的，房地产转让管理机构和国土房产分局应在房地产转让契约（协议）和产权证书中注明。
　　第三十一条　房地产转让，当事人应当按规定缴纳税费：
　　（一）买卖或赠与房地产的契税由买方或受赠人缴纳；房地产交易管理费由买方或受赠人交纳60％，卖方或赠与人交纳40％。
华侨、港澳台同胞用侨汇或外汇购买房地产，并通过银行办理外汇结算的，给予减半征收契税的优惠。
　　机关、部队、学校、党派、受国家补贴的团体、企事业单位，凡有房地产购买、受赠或交换行为的，免缴契税。
　　（二）交换房地产，价值相等的，免缴契税；不等值的，其超值部分价款应缴纳契税，由换得超值部分者缴纳；房地产交易管理费由双方各交纳50％。
　　（三）房地产转让时土地有增值的，转让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市有关规定缴纳土地增值税（费）。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转让的税费，除财政、税务机关直接征收部份外，由房地产转让管理机构代收代缴。
　　第三十三条　因变更或者解除房地产转让契约（协议）致使另一方当事人遭受经济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因转让人的过错，不能按约定时间交付房地产的，转让人应当支付违约金；造成受让人经济损失的，受让人除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受让人不按约定时间给付房地产价款，应当按约定支付违约金；因受让人过错造成转让人经济损失的，受让人除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件转让房地产的，由市国土房产部门予以纠正，并可处以出让地价款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由市国土房产部门责令其补交地价款，并可处以土地转让的非法收入5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应没收其非法收入。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七）、（八）、（九）项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转让房地产的，转让行为无效，并由市国土房产部门对转让人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未按规定向房地产转让管理机构办理转让审查手续的，转让行为无效，市国土房产部门除应责令转让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据实补缴税费外，可按私自转让面积处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5至10元的罚款；对私自转让有限私有产权房屋的转让人，由市国土房产部门报请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取消其享受购买、集资统建有限私有产权房屋的资格，对其有限私有产权房屋按原购买、集资统建时个人支付价款予以收购。
　　第三十九条　国土房产部门及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必须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取罚款，必须出具罚款收据。
罚没款项，按省罚没财物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国家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国土房产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房地产转让当事人收取国家规定的税费以外的费用或者其他利益。凡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转让的房地产，未向国土房产部门或其下属的房地产转让管理机构办理转让审查手续的，应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房地产所在地的房地产转让管理机构申请补办有关手续。
　　第四十三条　潮阳市、澄海市、南澳县的房地产转让管理工作，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国土房产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走向平衡的宪政理论
——对中国宪法学的一个初步检视

四川大学法学院 谢维雁
(通讯地址:成都市望江路29号四川大学法学院 邮政编码:610064 移动电话:13689091344)

无论是追溯古老的宪政历史，还是征诸西方宪政的当下实践，平衡问题一直是宪政制度和宪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我国传统宪法学对此几乎未给予任何注意。笔者曾就宪政的平衡性进行初浅的探索，并尝试提出建立一种可称之为“宪政平衡论”的认识方法或分析模式 。本文是这一尝试的继续，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宪政平衡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一）持守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并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1.从休谟到边沁：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观
在哲学史上，休谟最先揭示了“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需要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 。这就是“休谟问题”，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或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休谟认为，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 ，这被称为“休谟法则”。事实与价值的“二歧鸿沟”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康德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康德哲学进一步认为，从实际上是什么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正确的或“应当是这样的”。价值和存在这两种观点，像两个截然不同的、封闭的圆圈放在一起。关于“应当”的陈述只能来自其他“应当”的陈述，而不能来自存在事实的归纳。
在法学领域，边沁较早注意到这一区分。他说，“一部法学著作只能以下述两者之一为目的：（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师承边沁的奥斯丁也认为法律理论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研究“应然的法律”，另一部分研究“实然的法律”。但是，边沁和奥斯丁，一开始就不是事实与价值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价值领域无法做到“科学”，因此，他们“力图从法理科学中排除对价值的考虑，并把这门科学的任务限制在分析和解剖实际的法律秩序” 。奥斯丁试图从两方面确保法学的科学地位，“一方面是在法学的领地中消除规范性的维度，另一方面是将法律的根基置于经验观察之中。” 在此，法学被推定为只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从而走向了一元论，即法律实证主义 。但是，法律实证主义根本无法做到它自己宣称的“价值无涉”，而且它无法逃出“恶法亦法”的困境。因为，法律实证主义“要求法学人士接受某些强力的支配，对这些强力他们只能被动地观察，而且还要承认规则就是法，哪怕是最残酷和暴虐的规则” 。而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康德的二元哲学运用于法学领域，提出了所谓“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 他与休谟、边沁、康德一脉相承，宣称：“我们不可能从‘什么是’中得出，什么是富有价值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应该是（怎样的）。也从未有什么东西因为‘它是’或者‘它曾经是’中——或者‘它将来是’，就能说明‘它是正确的’。 ”由此，拉德布鲁赫得出了对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进化论的否定，因为它们分别是从现有事实、已有事实和将来事实中得出“必然”的结论。他认为，“应然原理、价值判断、各种评判不能运用归纳的方法建立在实然论断的基础上，而是运用演绎的方法建立在同类性质的其他原理之上。 ”但他走的却是与边沁、奥斯丁不同的道路。他在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将人们对价值的态度分为四种：（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一如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界所采取的态度；（2）评价，即有意识地品评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态度，即文化科学的态度；（4）克服价值的态度，即宗教。任何法律现象不可能采取价值盲的观点，因此，与前述后三种态度相对应，法学研究可分成三种：法律科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的宗教哲学。 被称为价值法学的拉德布鲁赫学说，无疑是极富启发的。须指出的是，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能否分离，并不是没有争论。富勒就曾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格尔就法律中“现实”与“应当”问题开展论战。富勒的基本观点是，法律中的“现实”与“应当”是不可分的，离开法律目的（即法律应当是什么）就不可能理解法律形式，一切法律形式必然是具有价值的。
从“应然”角度对法学的研究——其典型形态是自然法学 ，有着悠久历史传统。西塞罗在《国家篇》中宣称“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正确性”，就已表达了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理论虽然遭到了来自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被认为不确切甚至无用 ，但它没有也不会就此终结。作为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贯穿了整个法学的历史。在古代自然主义、中世纪神学主义、近代理性主义的不同时代都产生了相应的自然法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神学派还是世俗学派都宣称要“复兴”自然法，马里旦、达班、布伦纳是神学派“复兴”自然法学家的典型代表，而L.富勒、J.罗尔斯、R.德沃金则是世俗学派“复兴”自然法的法学大家 。这些法学家——包括神学派和世俗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在我们今天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对现实始终具有批判的功能。无疑，自然法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解释，使人类的秩序生活获得道德上的意义，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引导力量。
可见，事实与价值是两个并存的领域。法学研究必然在这两个领域同时并存，法学研究包含两部分：一是对“实然”宪法的研究，一是对“应然”宪法的研究。
2.迟到的回应：我国宪法学界对事实与价值二元观的引入
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一种与以往相当不同的方法。戴雪评论说，宪法研习者们既不希望去批评、也不希望去膜拜宪法，而仅仅想要理解它；而职责在于讲授宪法的教授则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它们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卫护宪法，而仅仅是解释宪法的规则 。他还说，英国法学教授的职责在于阐明哪些法律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安排这些法律之间的等级秩序，解释它们的涵义，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展开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是一种以事实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它力求描述关于宪法的“事实”。它拒绝对宪法进行评价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的宪法学则坚持一种相反的研究方向，即以价值为中心的研究方向，甚至认定像《人权宣言》、法国宪法这样的实定法都不过是人权、民主等绝对价值观念的体现。正如佐藤功所说的，法国宪法是有意识的产物 。戴雪的立场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质疑：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辨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学者们认为：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实，宪法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价值化的概念，任何一部宪法都必然是某种价值观念的确认或体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宪法同时也必须是事实的，宪法必然是实定法。宪法学研究的英国方法与法国方法之间的论争也许永远不会有结果，但西方宪法学逐渐克服了在两个方向上所持的绝对化立场，而在事实与价值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了研究，并已认识到两个领域都是必要的。如美浓部达吉将宪法学的任务限定为：“第一，在于寻求什么是现在的宪法；第二，对于所寻出的法，加以系统的说明。” 前者属于宪法的事实问题，而后者则涉及宪法的价值判断。
但我国宪法学界直到近年才有学者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问题。莫继宏先生注意到宪法所特有的一些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自由、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和宪法现象（即事实）的。他提出：研究宪法问题应当区分宪法事实问题与宪法价值问题，切不可以宪法价值的问题来完全取代宪法事实问题 。林来梵先生则将其“规范宪法学”建立在价值命题与事实命题相分离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载体，宪法规范本身可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就好像一种单纯的容器。在此，事实与价值相对分离：宪法规范并不排斥特定的价值，或者说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注入其中，所以“载体”本身和特定的“价值”之间实际上是彼此可以分离的；当宪法规范被注入特定的价值之后，它便成为应然命题的载体，并相应的具有内在的价值取向 。两位学者都把这种区分看成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割裂，更不是要将价值排斥在事实之外。
我国宪法学者提出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直接原因是，学者们认识到，我国传统宪法学不重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常常将事实命题当作价值问题来分析，或者相反，将价值问题当作事实来接受。正如殷海光先生曾说的，中国人常把价值的考虑代替了对事实的认知，或让价值的颜色蒙蔽了事实的真相 。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宪法学曾经将一切政治、历史、伦理等角度的考量统统作为“非法律的东西”而加以鄙弃。在这一倾向受到驳难之际，人们又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有必要把驳杂多样的宪法现象全部纳入宪法学的视野，以便彻底地解明这些对象的关联结构 。这种所谓“社会科学的宪法学”立场不仅将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而且它实际上主要是在价值领域进行研究，对事实领域不屑一顾。这导致了宪法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而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就是要克服这一倾向。学者们提出区分事实与价值的根本目的是希望籍此重构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林来梵先生的“规范宪法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建立起来的，是要有效地避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致力于严肃的、“规范化”的学术营构 。一句话，以事实为中心的宪法研究可以克服我国宪法学传统研究取向上的错位和研究方法的不足。
将宪法学研究分为事实与价值两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宪法的事实领域，是我国近年宪法学研究的新气象。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掀起的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广泛讨论，到在四川大学法学院周伟先生推动下以侵犯宪法权利为由提起的一系列案件 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全面关注，再到近年来村、居委会乃至乡镇选举等基层民主实践成为学术与媒体的兴奋点，都体现了我国宪法学从事实与价值不分偏重价值演绎轻实践的传统向坚持事实与价值分离并以宪政实践为中心转变的趋势。
3.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宪政平衡理论
宪政的平衡理论也秉承了事实与价值分离并以事实（或宪政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路向。将宪政研究区分为事实与价值两域，其最终目的是要将可能、可行的宪政与理想的宪政区分开来，力图在尊重人类普适性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真实的、可行的宪政。宪政平衡理论认为：（1）宪政价值不能脱离宪政事实（或实践）而存在，价值必须体现于事实之中。宪政是一种价值实现制度，通过一系列商谈、辩驳、竞争与妥协等平衡机制，人权、民主等价值在其中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2）宪政实践（作为一种事实）与价值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所说的宪政都是指某一国家的具体的宪政，一方面，不同国家的宪政在事实（如已经建立起来的具体制度、机构等）上必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各国赋予宪政的价值也存在差异，如英美等国家的宪政把人权价值置于首位，而大陆法国家的宪政多把民主价值放在重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偏重自由的价值，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法更强调民主的价值。同时，不仅宪政本身是发展的，宪政的价值也是发展的。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说宪政必定体现某些如人权、民主等价值，但这些价值的具体内涵在各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差异使宪法学走向不同的方向：普适性的价值哲学构成研究价值领域的宪法学，而寻求对宪政实践的普遍性解释理论则是宪法学在实践领域的目标。宪政的平衡理论体现了在宪政实践领域寻求普遍性解释理论的努力。（3）我提出以事实为中心的宪法学研究取向，不是要取消或完全放弃对宪法的应然的、价值的研究，而是将宪法学的研究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领域，并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事实领域进行实证分析。这种取向是暂时的，之所以采取以事实为中心研究取向，主要是基于传统宪法学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欠账太多的缘故。
（二）方法论个体主义
1.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传统观念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念，即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一些学者那里又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迪蒙将最高价值体现在个体中的观点称作个体主义，而将认为价值存在于整体社会的观点称作整体主义 。整体主义是把个人自由置于集体利益之下，给予整体以特有的地位，重视社会对个人的决定作用，追求社会秩序的价值。在《个人主义》一书中，史蒂文•卢克斯列举了个体主义——他称作个人主义——的十一项观念，构成了个体主义的基本内涵。包括：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抽象的个人、政治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 。个体主义认为，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是单个的、独立的，社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目标，个体及其权利优先于社会。个人是共同体、共同利益的起点，也是其终点。个体主义强调个体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性。但这种个体并不是一种原子主义的，相互之间毫无关联；个体主义不否认整体，它将整体视作个人存在的前提性因素。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这种个体是：只能当他作为并非由若干个人按照刻意的方式集中控制并计划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时才能作为个人而存在 。
2.从观念到方法
奥克肖特曾说，每个人在阅读历史事件记载时，通常会形成某种概念框架。这种框架并非是他虚构并加之于这些记载之上的，而是源于他相信这是自己从事件研究中萃取的历史真实，从而使自己的思路有序连贯 。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概念框架”。我们面对一系列的思想或理论体系，绝大多数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划入或者整体主义，或者个体主义；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或者处于摇摆的立场。一般来说，早期的思想家们对此并无明确的意识，并非有意地按照某种“概念框架”来展开。但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这种“框架”，并根据自己的信念选择某一“框架”。到此时——即依明确的“概念框架”来展开自己的理论进程，“概念框架”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随着对西方思想传统中整体主义、个体主义观念的明晰，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得以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确立。
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实际上是要表明学者的一种研究思路，意味着学者们进行研究的基本立场：或者以整体作为其理论的前提和归宿，或者以个体作为其理论的起点和终点。有学者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诸项规范性原则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其意思是说，研究立场的确定与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具体含义无关。但笔者认为，研究立场的确定是以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一般含义为根据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必然以对个体主义的理解为基础。
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对社会、个人及相互关系的两种解释模式，即，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社会、个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方式。方法论个体主义以个体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来对社会、对个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正如卢克斯所说，方法论个体主义断言，除非这些解释完全是根据关于个人的事实来表达的，否则，解释社会（或个人）现象的任何尝试都应不予理睬 。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及社会高于个人为出发点来对社会、对个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哈耶克指出，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以“社会”或“阶级”这类颇为盛行的解释性概念的有效性为基础，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类的实体，且这类实体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 。
3.为什么必须是方法论个体主义？
关键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方法论个体主义，或者相反，我们为什么选择方法论整体主义？如果按所谓“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比较可能会使我们陷入迷茫。因为，严格说来，这两种观念、两种研究思路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都有其合理之处，如果被推到极端都可能导致谬误 。对此，我们可能会无所适从。必须依赖于某些根据，我们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有人说，现代社会科学总的来说接受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因此法学也应该接受这一思路 。这里提到了一种选择的根据，但是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得出这一结论的逻辑是可疑的。它没有推究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要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更没有解释法学特别是宪法学为什么也要接受这一思路？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最重要的根据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们的价值预期相背离的结果。或许，这在政治哲学方面会体现得更为显明。因为，政治制度跟每个人直接相关，其中存在的问题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被理解。奥克肖特就从政治理论方面揭示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倾向性。他说，“这种观点（即集体主义政治理论——引者注）认为政府之职责，是向国民灌输一种单一的行为模式，以迫使他们服从这一模式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活动。……确立一种‘共同利益’并迫使国民服从这一‘共同利益’，来创建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利益’与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是否容忍以及有否选择无关，它是一种普遍一致地强加给全体国民的行为模式。” 从整体主义及整体主义导向的社会秩序的价值中“必然引申出强制与控制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政治实践中，（方法论）整体主义蕴涵着专制的倾向——为了抽象的“共同利益”可以忽视甚至在“必要时”牺牲具体的个体利益。国家主义是整体主义的最高体现。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着较强的国家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不断强化中央权力，弱化地方势力。在家族与国家关系上，凡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总是前者要让步于后者。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更是要无条件的让步。” 如果宪政采取国家主义的模式，以国家为宪政化的方向、目标和最高原则，则人们相信“无限政府”是国家富强、统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个人和宪法只具有从属的地位。国家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宪政的，它是一种经过化妆的专制主义 。一句话，整体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专制倾向。
（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专制倾向是内在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不限于政治领域。例如，在充斥（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们不知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为何物；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历史理论里，除了领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终极理论外，我们将难觅个人的踪迹。而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整体主义宪法（学）的图景。狄骥以个体主义学说（他称个人主义）系建立在先验与假设基础之上不应被承认、从个体主义原则中推导出所有人绝对平等不符合事实、个体主义学说引出理想的完美的“法”概念违背科学 为由，否弃了个体主义学说，取而代之以“社会法学说”即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他的“社会法学说”指的是立足点从社会到个人、从客观法到主观权利、从社会规则到个人权利的所有学说。这种学说，确认存在一条规则约束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主观权利产生于其社会义务；肯定人是社会中的人，由此人应该服从社会规则，社会规则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的权利只是其义务的产物，只是其必须自由和充分地履行社会义务的权力 。这一图景的根本特色是以义务为本位：人们“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因为，作为社会中的人，他要承担义务” ；自由也“只是完成其社会义务的自由”；甚至所有权也只能被理解成“个人自由完成因其特定地位而肩负的社会使命的权力” 。义务本位必然导向社会本位，个人成为社会的附庸。可见，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离专制仅一纸之隔。
狄骥声称，在法律学以至于人为法方面，“法”的社会主义观念（即社会连带主义而非后来的社会主义）趋向于取代个体主义观念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历史刚好走向了它的反面。正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内在的专制倾向，导致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整体主义在近代历史中的衰落。随着资本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个体主义逐渐繁荣，到今天，个体主义已然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
现代社会是迈向民主、法治与宪政的社会，对专制具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这是现代社会科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宪法学也必须接受这一思路？
笔者认为，宪法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并不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接受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宪法学才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予以接受；相反，倒是因为宪法学及政治学率先接受了个体主义，才导致了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宪法学和政治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也不是随意的，它是建立在宪法及政治实践基础上的。如前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内在缺陷即专制倾向在宪法（学）、政治（学）等实践领域被直观地突现出来。而在现代社会，方法论整体主义使宪法（学）面临着一个悖论：宪法标榜以保障人权为职事，而整体主义的内在缺陷却使这一目标落空。实践昭示，（方法论）整体主义与宪法（学）存在着根本的、直接的冲突。这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在这一领域的退却，并最终导致这一观念和研究方法在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为（方法论）个体主义所全面取代。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宪法学所接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种必然性来自于宪法与宪政的个体指向性。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存在于其特定的政治功用之中。宪法与宪政的核心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 。因此，宪法与宪政是以公民个体立论的。公民是宪法、宪政中的基石性概念，这一概念建立在公民资格之上，而公民资格通过宪法规定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来界定。平等、独立是公民概念的本质属性。宪法、宪政要全面、彻底实现其价值，它就必须面向每一个公民，给每个公民以平等保障。公民的权利必须是具体的、个别的，它是公民个体的权利；即使那些被赋予团体、组织的权利也最终要还原为公民个体的权利，落实到具体的公民个体。团体、组织的权利在本质上是手段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公民个体的权利。离开独立的公民个体，一切权利都将毫无价值。因此，宪法、宪政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它必然指向个体。个体主义是宪政最真实的起点，也是宪政最真实的终点。宪政从个体主义出发，经由复杂的制度程序及文化的意义投射，又回到了个体主义。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思路正是宪法、宪政的本质的必然要求。
其次，这种必然性来自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对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实践优势。仅从理论上看，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确实各有可取之处与不足；但如果把它们放在实践或历史过程中予以考察，则优劣明显。一方面，从个体主义出发设计的宪政制度更能保障公民个体权利。所有宪政制度都以个体为中心来建立，能够更充分考虑个体各方面的情况，一般不会忽视个体的权利。而公民个体正依恃宪政的制度体系，来与国家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相对抗。如从国家角度来设计制度，则以国家或共同利益为中心，必然忽视公民个体的权利，也不能容忍个体与公共权力的对抗。个体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建基于个体主义的宪政制度其发展更具有适应性，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个体具体而确定，因此，方法论个体主义具有实践性。它要求所设立的制度针对每一个体，重视个体的不同经验，这使宪政多采取经验理性主义方式渐进发展，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这方面，英国的宪法提供了极好的例证。而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指导下，宪政多采取建构理性主义方式而呈现为激进式发展，往往伴随着革命等剧烈的社会变革从而导致秩序的崩溃、传统的中断。法国大革命后至1958年宪法的宪政历程是极有说服力的例子。总的来说，渐进性发展是宪政社会的常态，因此，个体主义是宪政的哲学基础。需作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个体主义还在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两种“从头到尾不相容”的观念和方法。我们只能在二者之中做一选择，而不能采取“折中”或“调和”，所有取折中或调和的态度，实践中最终都必然变成整体主义。
再次，宪法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还得益于个体主义催生了现代民主宪政这一历史事实。从历史看，英国的清教为近代世界民主宪政的兴起做出极大的贡献。1620年5月5日，受英国政府迫害的第一批清教徒在乘坐“五月花号”轮船驶向美洲大陆时就签下了“五月花”公约。“五月花”公约从形式到精神都构成了美国宪法的源头。清教对于民主宪政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即个体主义。其基本原理是：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普通公民，都享有一些天生的不可异化的权利，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帕灵顿指出，恰恰是英国清教这样一股颠覆力量瓦解了传统的政教一统，创造了提倡个体权利的革命哲学。清教在17世纪致力于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形式适于革命的原理。这关系到要发现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体系，它能公平地使个体的权利适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当然，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并不只是个体主义，还有民主理念，她就在个体主义的身旁，只是她没有个体主义那么引人注目而已。而宪政，则躲在“五月花号”的船舱里，等待着落地生根。清教的个体主义随后在美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宪法原则，并最终构成了近代西方宪法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主义的这一历史过程，无疑也成了宪法学选择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依据。
对于我国宪法学而言，确立方法论个体主义尤为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我国宪法及传统宪法学是忽视公民个体的，“体现的是国家至上的神韵”，它以国家、国家权力、国家机构为论述重心，忽视公民、公民权利的内容 。方法论个体主义对个体的认识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是整体的基础，但个体非常弱小。二是人的不完善性。在第一个前提，宪政是要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机构及赋予个体以权利，使弱小的个体能够与整体相抗衡，因此，宪政的实质是以个体为本位，在公民与国家、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三）内部视角
1.何为内部视角？
对一门学科的研究大体上都有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内部视角是指从研究对象的内部着手，对其内在的结构要素及诸要素相互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它也对这对象以外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但却以进行内部研究时所积累的对象知识、思维方法、分析模式来类比性进行，也即，它往往将对象以外的现象也当作对象的“同类”来进行研究。而外部视角则是将对象放在一个更大背景中去研究，而且在研究中仅仅把这个对象当作背景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一个因素，更多地关注对象与其他部分、其他环节、其他因素之间的差异与关联以及这种差异与关联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
从学科探索的一般进程看，只有通过内部视角的审视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系统的“专业化”知识，而“专业化”知识要获得更普遍的意义或者想获得某种程度上具有终极的意义，则必须采取外部视角。在产生的时序上，一般是先有内部视角的“专业化”知识，才进一步要求外部视角的认识。有人说，任何一门学科一经建立，在拥有所谓明确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大量固定的、专门性的专业概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了最终的死局。因此，想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摆脱羁绊、寻求任何带有终极意义理解的努力的惟一方式便是“出逃” 。我把这种“出逃”理解为由内部视角到外部视角的转向。但我以为，“出逃”的前提应当是这一学科已然成熟到一定程度——存在一套由专门的范畴体系和完整的逻辑结构组成的自洽的解释理论，能够对对象领域的绝大多数现象进行合理化解释——之后。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它才需要“出逃”，才渴望寻求某种终极的依据作为其理论的依托。如果相反，在内部视角未形成系统的“专业化”知识的情况下，采取外部视角获得的认识则会零散、空洞，无法与“专业化”知识融合。纯粹的外部视角是以“他”学科的眼光来研究这个对象，它忽视了这个对象与他学科的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经由纯粹外部视角形成的知识往往只是各学科共有的一般知识在这个学科中的逻辑推论。这样形成的知识，往往是“永远正确”却又不能确证的“宏大叙事”，我们无法据以建构起系统的、专业化的、精深的理论体系。
“专业化”知识带有技术性特征，而经外在视角获得的“宏大叙事”则具有价值、意义或哲学的特征。总体说来，经外在视角获得的认识，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它可能会对由内部视角获得的“专业化”知识进行某些修正或赋予新的意义，但却不会彻底改变“专业化”知识。由外部视角获得的认识终究要为“专业化”知识所接纳并融入“专业化”知识，才会实现其理论的价值。
诚然，内部视角也可能存在缺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韦伯没有选择“法学教授”或“法律家”作为自己的职业而转向经济学进而以整个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作为自己学术事业的根据地，是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接受的法学教育所获得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无法解决自由主义的衰落、社会主义的成长、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文化悲观主义的蔓延等问题。它表明法学研究方法可能具有某种缺陷，而一种社会理论或许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 。马克思的经历与此相仿。但在我看来，与其说他们意识到法学内部视角的缺陷，毋宁说是他们（特别是马克思）个人的学术志趣与理论抱负导致了他们的转向。如前述，外部视角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总体而言，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刚好形成互补。因此，要对一个学科做全面、深入的考察，就决不能只取某一个视角，而必须从两个视角切入。但对某一具体研究者来说，他可以选择内部视角，也可以选择外部视角，他甚至也可以在两个视角之间游弋不定。
2.强化从内部视角的研究是我国宪法学的当务之急
就宪法学而言，其内部视角是指研究从宪法、宪政的内部展开，揭示其内部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关联及运行规律，它形成的是可以称作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宪法学的外部视角主要是指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对宪法、宪政的研究，它形成的是可分别称作宪法社会学、宪法哲学的理论。对宪法的历史的研究以及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边缘性研究，严格说来也是一种外部视角。就我国宪法学的现状看，无论是从内部视角还是从外部视角对宪法、宪政的研究都相当落后。从内部视角看，尚未形成关于宪法、宪政的系统的“专业化”理论，对宪政的研究更是近年才引起学界关注。从外部视角看，宪法哲学、宪法社会学几乎还没有起步。不过，近年对宪法、宪政的历史研究倒是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