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周边联防 共建“平安谢洋”

　　　　　　　　　柯荣辉　　林书设

谢洋乡地处大田县南部，东邻吴山乡，西连漳平市象湖镇、吾祠乡，南界永春县一都镇，东北紧靠石牌镇，是泉州、龙岩、三明三地区结合部。全乡面积115.13平方公里，12个行政村，62个自然村， 88 个村民小组，1799户7856人。但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周边治安环境异常重要，解决好周边地区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是谢洋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头戏”。前些年周边纠纷和冲突时有发生。近年来，谢洋乡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在建设“平安谢洋”的活动中，更是把维护周边的安定稳定作为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性工作，摆上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形成了“平安促经济、平安促发展、平安促文明”的共识，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职责，深化周边联防，认真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坚持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重点，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了区域平安共建，经济发展联动的良好局面。
一、围绕一条主线，深化周边联防，共建“平安谢洋”
在开展“平安谢洋”建设活动中，谢洋乡以深化开展周边治安联防联调为突破口，积极探索社会稳定工作的新路子，本着有利于情报信息和防范工作，有利于及时准确地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把周边地区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有利于沟通联系和群众友好往来、有利于周边区域经济繁荣健康发展的“五个有利于”的原则，以周边乡镇为联防联调协作区域，制订了工作协作配合、治安联合防范、矛盾纠纷联调，经济共同发展的联防联调协作章程和一月一通报治安动态，一季度轮流召开一次周边治安联防联调协作交流会的通报制度和例会制度，彻底扭转了“你管我不管、我管你不管”和“你管我护、我管你护”的治安局面。
二、完善两个体系，不断增强社会治安防范能力
一是加强村级治安防范体系建设。开展以“一区两会三包”为载体的创建活动，构架群防群治工作网络，健全“打防控一体化”的治安防范网络：健全以公安派出所覆盖全辖区的防控网络；健全以群防群治队伍覆盖居民区的防范网络。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治保会、调委会的组织建设，做到人员、制度、报酬及办公场所的落实；以家庭为单位，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自我受益”为原则，以落实“包学习、包责任、包成效”责任制为载体，增强每个家庭的综治意识和治安防范意识。家庭综治“三包”责任制的联络员，认真对本辖区内农户进行经常性督促指导，使治安防范工作常抓不懈。
二是强化周边联防联调体系建设。在开展深化周边联防，共建“平安谢洋”的活动中，谢洋乡以“联心”为牵头，首先从人头上熟悉、感情上贴近，主动开展周边一都、桃舟、象湖、吾祠等乡镇互访活动，联络感情，增进相互沟通与理解，互通周边治安动态和敏感问题。以“联通”为基础，在边界村仕福、碧山、和春选用思想觉悟高、法律意识强的人当信息员，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和联络员制度，及时掌握周边治安动态，提高打击防范和快反应能力。以组织做保证，成立谢洋、一都、桃舟、象湖等乡镇周边联防联调协作会。以“联防、联调”为保障，以“谁主管，谁负责”为原则，管好自乡人，办好自乡事，把各类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解决在自己辖区内。如仕福村一名村民因道路纠纷而被一都村民殴打，且被反告殴打他人而被一都派出所留置审查，谢洋乡得到报案后，立即与一都派出所联系，一都派出所于第二天就解除对村民审查并追回被诈3000元。通过行之有效的“联”、“防”措施，联防联调区域内从未发生群众性突发事件，有力地维护了周边地区社会治安稳定。
三、做到三个到位，确保“平安谢洋”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一是组织到位，乡成立了以书记为组长的建设“平安谢洋”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创建“平安谢洋”办公室，配备一名专职干部担任创建办主任。加强以各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配齐配强领导班子；充实调整各村治保会、调委会人员，落实待遇，充分发挥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第一道防线作用；巩固和不断壮大基层群防群治队伍，组织广大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自防自治活动。二是宣传到位。制订建设“平安谢洋”实施方案，召开建设“平安谢洋”专题会议，广泛宣传发动，进一步统一干部群众思想，提高认识；在象山景区及其它村等地设立“深化周边联防、建设‘平安谢洋’”固定标语４条，发放“一区两会三包”材料1700多份，创建“平安谢洋”宣传提纲1200份，在坑口村召开了“优化旅游环境、创建‘平安谢洋’”村民座谈会一次。三是责任到位。年初政府与各村签订了《谢洋乡2004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各村书记作为该区社会治安的第一负责人，把“深化周边联防、创建‘平安谢洋’”作为各村年终综治考评的重要内容。
四、抓好四项工作，确保“平安谢洋”建设措施的落实
一是完善村级组织建设，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治保会、调委会等组织，做到人员、制度、报酬及办公场所的落实。对特别地段、区域和特殊场所、群体采取特殊措施，如对象山景区这一特殊场所，乡组织成立由坑口村治保会成员，景区工作人员组成的景区治安巡逻队，由坑口村治保主任任队长，一名支委任兼职治安信息员，由治安信息员及时向创建办反馈景区治安信息，报告工作情况。二是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乡综治办、创建办、司法所重点加强对特别地段、特殊人群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修象山公路期间，司法所与村调委会人员先到可能涉及到的农田、林地山场农户做思想工作十八人次，为象山公路在２个月内完工打下了基础。在今年进行林权改革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山场纠纷事件，如仕福村与一都的林界纠纷，怀德在和春、上珍、碧山的插花地和谢洋村与三角尾村的林场纠纷，都分别通过周边联防联调协作会、林权改革协调小组调处顺利解决。三是抓好安全工作。乡综治委、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及其它部门单位的要求，每月对矿山、交通、用电、消防进行至少两次的定期或不定期安全生产检查，每季度进行一次大检查，特别是当前进行的农村道路建设的安全施工工作，及时检查指导，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全乡上半年无发生一例安全事故，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安全感和对政法队伍的满意率有较大提高。四是抓好普法工作。年初乡综治委制定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全乡共发放森林防火、基层组织建设、新交通安全法、依法行政等法律法规1200多份，普法讲座一场次，出专栏板报四期，综治副校长及干警在中小学为学生上法制讲座２场次，受教育1000余人。通过这些宣传和反邪教教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推进依法办事进程。
五、确保五个成效，实现“平安谢洋”全面达标
一是违法犯罪活动明显减少，在开展建设“平安谢洋”以来，派出所共受理刑事案件１起(盗窃案件)，查处治安案件６起。其中故意损坏公私财物案件１起，“六合彩”赌博案件１起，偷窃案件１起，违反爆炸物品管理规定案件３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20人，及时有效地打击了辖区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二是深化联防联调，实现经济互动。在抓好周边治安联防联调协作的基础上，努力使“联防”工作向经济建设协作方向发展，有力地推动周边地区经济繁荣发展。通过周边联防联调工作，不仅能实现社会稳定，也促进地区间经济互动。如通过引进永春一个客商投资1300万元，在仕福村建立的永源水电站，今年年初已实现投产发电；永春另一个客商也正是通过珍山村与一都的交流中获悉珍山有丰富的毛竹资源，在珍山创办了一家竹香厂，使谢洋乡毛竹销量增加40万根；和春的林永镁等种茶户，也是通过到邻近的安溪县打工，学回技术回家种植茶叶，现已带领村民种植茶叶300多亩； 还有仕福岩头铅锌矿在永春一老板投资开采下，已初具规模；而南安瑞兴果林有限公司到坑口水库搞立体养殖项目，是全县第一家引进县外资金开发农业综合的项目。实现了资金进谢洋、信息进谢洋、技术进谢洋，有力推动了谢洋乡新一轮创业。三是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增加旅游收入。通过在坑口村开展“优化旅游环境，创建‘平安谢洋’”活动，在不断完善象山景区公路、综合服务楼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实现旅游环境的优化，提高象山景区的休闲旅游质量，增加第三产业收入，在今年的“五一”期间，象山就实现旅游收入五万多元。四是全面达到“平安乡镇”标准，努力实现“五个明显提高、五个明显下降、五个有效遏制、五个有效防止”的目标。五是实现周边稳定，防范能力增强。通过不断完善周边联防联调协作会工作机制，健全周边联防体系，实现了全乡边界半年来的零纠纷，零犯罪案件目标，周边生产生活环境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通过不断完善两个防范体系建设，逐步架起了群防群治工作网络，形成了“打防控一体化”的治安防范网络，有效增强了防范能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大田县谢洋乡党委书记　县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何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纠纷/刑事纠纷/犯罪/刑事案件
内容提要: 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协调关系，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民事法领域内民事纠纷的存在及其称谓已获广泛认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同，在刑事法领域内，由于涉及国家追诉犯罪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未得到确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解决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尚未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点。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活动。[1]刑事纠纷理应作为与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刑事司法制度也应当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作为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拟对刑事纠纷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论上和基本范畴上的支撑。

一、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围绕犯罪而建构，刑事法律与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刑事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是犯罪这一被定性为侵害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法视野下的行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行为，并非所有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都会进入刑事法的视野，只有影响范围达到一定广度且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规范和调整。

在民事法领域，民事侵权等非犯罪的“较低级别”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民事纠纷或内含着民事纠纷，而犯罪这种“较高级别”的行为中是否内含着刑事纠纷则不能简单作答。笔者认为，对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应当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不应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驾车回家，在地下车库见自己的车位被被害人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占用，便通过保安寻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红，在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及右侧窗玻璃上用口红涂写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时，李某用其手表带上的金属搭扣先后顶住两只前轮的气门芯，将轮胎气放掉，随后，又脚踢车辆的左前门。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致使该车的左后尾灯、发动机护板、车门、引擎盖、保险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2]

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损坏被害人的车辆，而损坏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后就构成了犯罪，之后如何进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就能发现一些刑事法律关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导致其车辆无处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即对被害人产生了怨恨的情绪，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但此时的不协调关系仍是单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寻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气逐步郁积，加之喝过一点酒，便产生了报复被害人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当被害人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后所产生的受害情绪和对破坏者的愤恨使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成为一种双向的关系。最后，被害人报案和公检法机关的介入使这一事件正式进入国家刑事法的视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案中犯罪的发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正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前提。其次，破坏车辆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有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这一纠纷的影响扩大。再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在公检法机关介入后并不因为国家承担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转化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纠纷或归于消解，相反，这一纠纷仍会时时出现在国家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完结后仍然存在。可以认为，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都可以寻觅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纠纷的影子，纠纷与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时终结。

换一个角度，假设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车辆的破坏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只是一个民事侵权，此时未进入刑事法视野的这一事件中存在的纠纷与事实上构成犯罪后的纠纷又存在多大的区别呢？恐怕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被害人毕竟不会在破坏行为构成犯罪时才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些案件中，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级别”的犯罪，还是“较低级别”的民事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些案件中，刑事法视野中的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其实共性大于异质。

二、刑事纠纷的界定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已经为刑事纠纷在刑事法视野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证，需要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刑事纠纷的概念。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其界定应当体现出纠纷的属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

（一）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始终有其固守的领域，在纠纷这一芜杂庞大的集合体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一个纠纷是否受到法律的规范关键在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否为法律所调整，没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主体间的不协调关系不是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必须以犯罪为外在表现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区别：前者以具体、直观的实定法为标准，即将违反某一具体的《刑法》的行为视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隐含的理论为标准，将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于刑事纠纷而言，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犯罪理应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从形式上限制刑事纠纷的范围，是因为研究刑事纠纷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为某一特定时空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是无法进入该特定时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时的最后判断，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纳的都是“疑似”为刑事纠纷的纠纷。这些“疑似刑事纠纷”的发展演变按照其所依附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则依附于这一行为的“疑似刑事纠纷”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纠纷；（2）一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因素而非罪化处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诉，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刑事纠纷的所有要素，可以将其称之为“准刑事纠纷”；（3）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纠纷而非刑事纠纷；（4）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刑事纠纷。以上四种情况中只有前两种可称之为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纠纷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结构。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责任之后，刑事纠纷的主体是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国家的参与并未改变刑事纠纷主体的二元结构，刑事纠纷的主体仍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首先，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内含了国家的意志，国家正是通过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来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犯罪并纳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处理的，因此，国家应当是刑事纠纷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而不应该是被评价和判断的刑事纠纷的参与者。一般说来，社会、国家通常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负有维护责任的抽象主体。在对冲突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中，社会、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从来都是评价的根据和出发点，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也不能把国家视作法律意义上的冲突主体。[3]纠纷主体应大致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家视为纠纷主体，无异于允许纠纷的一方按照其单方所制定并体现其单方意志的规则来处理其与另一方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国家利益为由将国家视为纠纷的主体。诚然，国家需要通过追诉和惩处犯罪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实现一些内含在刑事法律内的价值目标，但国家的这种利益应当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为纠纷主体的利益。如果说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自私自利”地单方面争取己方的利益，国家则需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犯罪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国家是刑事纠纷主体的结论，相反，由于国家的这种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证明了国家应当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纠纷主体结构。

最后，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有可能导致国家“偷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视被害人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并以国家——加害人之间的纠纷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被害人将在失去刑事纠纷主体地位的同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边缘化。事实上，国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的主体必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偏离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结构。这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传统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的话，那么，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无论是在对抗性司法模式还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弃儿。[4]

刑事纠纷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那么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纠纷？笔者认为，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考虑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将导致刑事纠纷结构上的解体，从而使研究刑事纠纷的目的——解决刑事纠纷失去了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论上归类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某些具体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产生了具体的被害人时，则会产生相应的刑事纠纷。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区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纵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围内个体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纠纷存在。

（三）刑事纠纷是单一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数量角度来说，犯罪逐渐从最原初的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形式发展出一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或一个被害人多个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的形式。对于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的犯罪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刑事纠纷与犯罪则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犯罪可以对应多个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考虑到刑事纠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即使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对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觉进而产生不一样的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有效解决纠纷的角度，将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视为一个整体并作为刑事纠纷的主体是不科学的，刑事纠纷是指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