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并举、文明治村
——对依法治村的内在观察

周华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为推动农村的法治进程，政府一直在强调依法治村的方略。然而，在农村法治实践中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在这一情境下，重视运用以德治村的方略则有助于解决因失衡而引发的种种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并最终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 依法治村；民间规范；以德治村；社会主义道德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Law and Virtue, Ruling the Village in a Civilized Way
————an Internal observation of Movement
of“Managing a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Zhou Hua
(Law School,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To advance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sisting on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However , during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emerges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supplies and the social demands. Under such situation, to attach importance on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the village by virtue” may contribute to the settlement of various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nbalance, while it can also help to advance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and achieve the long-term stab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ultimately.

Keywords: Manage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civilian norms, manage the village by virtue, socialist morality


一

我们知道法治道路可分为政府推动型和社会演进型两类。打开国门后，要“尽快”变革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应对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是使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关键原因。在政府的推动下，依法治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而依法治村，也就成为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福利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十多年过去了，客观而冷静地看，农村普法取得的真实成效很难令人满意，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过于迟缓，不少“正式规则”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村民的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只是本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反映，我们不能单单指望村民上好法制教育课、听好法制讲座，依据教科书、宣传册上的概念去形成和增强法律意识。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现状中的法”。当我们反观农村现状时，就会发现普法宣传与法治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书面法律”（ law in books ）与“实效法律”( law in actual operation )之间的严重对立。村民们读完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照旧依据着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来组织社会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传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外予的、理念化的“正式规则”所能代替的。例如，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规则”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外嫁女在村集体经济分配中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其在农村中也仍在有效的运作。
我们知道，与民间规范相比，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更具有优越性，更能够保证公平、民主的原则，也更能够保证村民的基本权利。但恰恰就是如此优越的法律，却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原因何在？

二

现代法律有效运作的前提假设一般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而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很少能够跳出一个“本人——亲人——族人”的有限的圈子，这个圈子是个地缘和血缘的双重封闭圈。土地仍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即使在地处广州，一年生产总值超亿的村落里，村民们对土地还有着相当强的依赖性，村民们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是在土地上盖楼然后出租所得的租金。这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中的农民仍以种植业所得作为主收入来说只是换了一种“靠地吃饭”的方式。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流、信息流的运动半径都十分狭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 至今，村籍仍然是外人进入村社难以逾越的门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来制约村民的行为；其以传统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以血亲人情为基本取向，通常足以维护村社的基本安全和秩序。
在这样的农村熟人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里，尽管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外地人来来去去，但在本村人的圈子内，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封闭性以及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与内地农村一样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追求平衡性的传统。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建立往往还是立足于诸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抽象的模糊准则之上，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坚持以宗法的儒家的“非正式规则”取代理性的可预见性的“正式规则”。村民们以“顾及面子”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和谐” 的心态普遍浓厚。在他们看来，要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依据伦理道德来进行教化乃是比依法治村更高级、更有效的手段。为避开外来的不通人情的法律，大家都愿意采用私了和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那么找谁来调解？村民们当然还是习惯于找家族组织或村长，而不会找“外人”。实施“村民自治”后，由于国家政权相对放松了对地缘的控制，从而使得农村中的家族组织又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长了农村中“调解”之风的盛行。由于在这种依据模糊原则的温情调解下，部分村民的权益极易受损，因此调解这一方式并不是所谓的村民们都“喜闻乐见”。由上可见，正是法律的“不实用”导致了村民对法律的冷漠，基于这种冷漠，若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那才是怪事。然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需要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农村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没有达到使法律成为村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时，以传统农村为场景的法治实现起来就会千重万难。而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等是不能单单依靠法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把整个依法治村看作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要对那些非法律因素给予相当大的注意，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道德的提升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建设和维护现代化法治的前提和保证。

三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解决在依法治村过程中“说法”与“做法”“两张皮”的问题。第一，我们对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清醒的预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法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传统法律缺乏西方法律背后所深藏的那种形而上的对法的信仰崇尚和终极关怀，而专制特权思想、法律工具论却长期发达的历史根基上，中国现代法治之路尤显艰辛。因此，在法治起步阶段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惧法、怨法、避法等严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法治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是并行的，而这些非法律因素的综合发展都需假以时日，尤其是传承性极强的文化条件的发展。因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由父母而子女的言身教化要远比那些系统的理论来得更有影响。要使积“千年之大成”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无疑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农村中的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将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但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难并不能否定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对于依法治村的意义，因为法律的存在至少为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调整方式，尽管用到的时候不多，但村民们在规避法律而采用“非正式规则”来讨价还价时往往还会以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的参照标准。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将与非正式规则在讨价还价的动态平衡中逐步推进农村的法治化。我们指出依法治村进程中的不尽人意处，并不是要放弃法治的理念，而去一味的迎合村民们固有观念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法治”理论置于中国传统农村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重审反思，加深对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其前进的方向，以使其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法治只有走好本土化的道路，才能有效的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存量，这些东西都积淀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传统法文化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全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村中以民间规范、风俗习惯等形式获得了延续，进而影响着现代农村法律文化的面貌。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上，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法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法律制度来弱化农村中传统的民间规范，但我们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民间规范后深藏的传统法文化，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村民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抵制甚至架空了本本上的法律制度。而实施这种与实际生活有所脱节的法律制度所能取得的实效当然也就十分有限。因此脱开本土传统首先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
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那么，怎么办？“……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3]这样，在实施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对从传统形态中衍生而来的非正式规则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而要在强调通过政府的理性建构来规划和引导农村法治走向的同时，充分尊重非正式规则，并有必要为非正式规则保留适当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法律制度供给时，也可将非正式规则的合理内容吸收到正式规则中来，从而尽可能的调和二者之间的偏差和冲突，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部分学者型党政官员的重视。如在《制度立区》一书中，作为广州市天河区区委书记的作者就曾指出：“通常，人们都说，在制定政策（包括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决策时，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在制度（正式的规则）供给时，要特别重视非正式的规则，也就是历史的、文化的、习惯的因素。”[4]
在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走好一条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同发展的道路，同时有意识的逐步走上“把正式的法律控制与非正式的其他社会控制相结合的道路”。[5]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6]这种俱伤所带来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在制度提供者看来，人们尤其是保留传统太多的农村人老是“生活在别处”。

四

在知道了如何解决好“两张皮”的问题之后，我们要想更好的解决因“两张皮”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诸如对于农村宽广的社会需求来说，现行法治方略及其实效过于单薄和狭窄等，就有必要跳出法治的本身来寻求解决途径，要重视非法律因素的发展对法治的推动作用，而当前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就是要贯彻以德治村的方略，要德法并举、文明治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认识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也始终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被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力度；“法对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发展，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同样，道德对立法、执法、司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7]法律是刚性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在许多社会领域，只有刚柔相济，法律和道德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其次，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第三，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8] 因此“……从深层意义上加以考虑，之所以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虽严密，但法律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9]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是“外律”。道德关注的是人们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是人们内在的自我约束，是“自律”，这才是我们抑制违法犯罪行为之根本。
另外，“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段时期以来，反传统已成为新的传统，我们的传统道德因此受到猛烈的破坏：十年文革的毁损；西方强势文化对传统道德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飞速转换所引起的道德缺空等等。同时，在这段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中，因常常出现法律制度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要加强刚性规范的建设注意得较多，相比之下对柔性规范的建设，即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设的注意却还不够。传统道德受到了极大损坏，而在文化多样性下的主导道德的高扬还有待时日，因此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不良影响以及商品社会的负面因素也就容易乘隙侵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而使社会道德有所滑坡。在这一大气侯下，再加上村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极其有限，就使得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开始沉渣泛起，涉黑的宗族势力有所抬头，黄赌毒屡禁不止等等。因此，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是时代的呼声。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正）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0年4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3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经费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章 考古调查发掘
第五章 民族文物
第六章 馆藏文物
第七章 流散文物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属于本条例的保护范围：（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等；（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
址、纪念物；（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少数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和场所；（六）具有科学价值的古生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和名木古
树。
第三条 自治区境内地上、地下和水域中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石刻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加强文物保护和文物知识的宣传教育，制止一切破坏文物的行为。
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

第二章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经费
第六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第七条 自治区、设区的市、盟行政公署和文物较多的旗县（市）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日常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根据需要，并可设立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协调解决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八条 文物特别丰富或者有重要文物遗存的苏木、乡镇，应设置基层文物保护组织或者专、兼职文物保护管理人员。

第九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自治区地方各级财政预算。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必须专款专用。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条 自治区境内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长城、岩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旗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和备案的程序，按《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办理
。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而确有价值的文物，当地人民政府要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办理审核手续。
第十一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同级人民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做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报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事先要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
第十二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严禁进行爆破、射击、砍伐名木古树、毁林开荒等危害文物安全的活动。对于因保护文物而影响农牧民生产、生活的问题，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拆除和侵占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法》颁布前被占用的文物保护单位，占用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在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下保护文物；需要迁出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请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决定，限期迁出。
对已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规定，做好防火工作。
第十四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在建设控制地带兴建建筑物，其设计方案，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在征得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经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方可进行。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可以建立文物保管所、纪念馆、博物馆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必须作其他用途的，应按照《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办理申报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文物保护单位由宗教、园林等部门管理的，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对其文物保护进行监督指导。

第四章 考古调查发掘
第十七条 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进行考古调查，并将调查结果通知有关部门。
第十八条 自治区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挖掘和私自占有。
凡在自治区境内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必须由文物考古和科研部门向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后，方可发掘。非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进行考古发掘。
第十九条 考古发掘单位，应向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发掘情况的报告，并组织编写考古学术报告。所有出土文物应列出清单。文物除需要交给科学研究部门研究的以外，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非经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发表尚未公开的文物资料。
第二十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建设单位要事先会同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文物的调查或者勘探工作。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应当共同商定处理办法。遇有重要发现，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及时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
第二十一条 在进行其他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负责保护好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及时将情况报告上级直至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调查、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确因建设工程紧迫或有自然破坏的危险，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急需进行抢救的，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清理发掘，并同时补办批准手续。清理发掘的范围，以坍塌、暴露或短期内有破坏危险的部分为限。超过范围的，按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的，所需经费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门解决。
第二十四条 考古发掘工作所占用的土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外国团体或者个人来我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按《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办理；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应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五章 民族文物
第二十六条 在自治区境内具有民族特点、历史特点和研究价值的反映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艺术、宗教信仰、节日活动等有代表性的实物或场所，与少数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历史人物有关的建筑物和纪念物，有重要价值的少数民族文
献资料等，均属民族文物，应予保护。
第二十七条 对目前处于狩猎经济、游牧经济的各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实物，要加强搜集、整理和保护。
第二十八条 对于历史悠久，具有建筑特点、民俗特色的典型民族村、浩特、苏木、乡镇，可根据其文物保护价值，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民族历史文化保护区。

第六章 馆藏文物
第二十九条 各级文物、博物单位，要做好征集文物、丰富藏品的工作。加强民族文物的征集和收藏工作。
第三十条 全民所有制的文物收藏单位，对所收藏的文物，按文物等级分级管理，建立文物藏品管理制度，并向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非文物收藏单位所收藏的文物，应登记造册报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三十一条 对不具备保管条件的全民所有制文物收藏单位和非文物收藏单位所收藏的文物，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具备条件的单位代为保管；原收藏单位具备保管条件后，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再将文物交原收藏单位。
第三十二条 各级图书馆收藏的具有文物价值的图书资料，按本条例的规定保护管理。
第三十三条 馆藏文物禁止出售。藏品调拨、交换必须报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和备案。一级文物藏品调拨、交换须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调取文物。

第七章 流散文物
第三十四条 由私人收藏的传世文物，收藏者必须遵守国家文物保护管理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严禁非法倒卖文物，禁止私自将文物馈赠或卖给外国人。
第三十五条 文物市场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各设区的市、盟行政公署和文物较多的旗县（市），应设文物商店或文物收购站，文物收购单位收购文物，限在本行政区域内进行。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文物购销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 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应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由文物收藏单位保管。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收部门收进的文物，除供银行研究所必需的历史货币可以由银行留用外，其余移交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移交的文物须合理作价。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七条 凡有《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事迹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精神鼓励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坏自治区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部门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二）在自治区境内地下、水域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全部文物；
（三）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自治区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自治区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或者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根据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责令停工，责令拆除违法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处以罚款；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予以制止，并可处以罚款；
（五）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罚款；
（六）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及非法经营的文物，并可处以罚款；
（七）将私人收藏的一般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没收其文物和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
（八）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其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八项中的罚款数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中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贪污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或者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名胜古迹的；
（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占有国家保护的文物的，以贪污论处；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以走私论处。
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文物的复制、拓印、拍摄按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自治区其他有关文物保护管理方面的规定，凡与本条例相抵触的，以本条例为准。

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的决定

（1993年3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3月4日公布施行）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正案》的议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决定对19
90年颁布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坏自治区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部门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二）在自治区境内地下、水域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全部文物；
（三）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自治区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违反《文物保护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自治区境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或者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根据文化
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责令停工，责令拆除违法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处以罚款；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罚款；
（五）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罚款；
（六）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及非法经营的文物，并可处以罚款；
（七）将私人收藏的一般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没收其文物和非法所得，并可处以罚款；
（八）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其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八项中的罚款数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中的规定执行。
二、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三、第四十条修改为：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贪污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或者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名胜古迹的；
（四）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占有国家保护的文物的，以贪污论处；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以走私论处。
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