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人民政府


黑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河市区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规划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黑市政字〔2010〕61号


　　
爱辉区人民政府，中、省、市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现将《黑河市区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规划建设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黑河市区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规划建设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市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规划、建设、管理，进一步美化城市景观，提升城市综合功能，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黑河市区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范围的一切建设活动。
　　本规定所确定的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范围均在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区内，部分区域未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划区属于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出入城口道路包括202国道、黑嘉公路、黑洛公路、机场路和五秀山园区路。
　　本规定所称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范围在控制长度区间包括道路红线控制区域和道路两侧建设活动控制区域。
　　202国道控制长度起止点：零公里至10公里区间。
　　黑嘉公路控制长度起止点：零公里至10公里区间。
　　黑洛公路控制长度起止点：零公里至卧牛湖风景区区间。
　　机场路控制长度起止点：五秀山工业园区路口至黑河机场区间。
　　五秀山园区路控制长度起止点：机场路至五秀山工业园区区间。
　　道路红线控制区域是指控制长度区间内从出入城口道路两侧路边起算，两侧一定范围内不准建设的区域。其中，202国道、机场路、五秀山园区路两侧各50米范围内；黑嘉公路和黑洛公路两侧各20米范围内。
　　此外，本规定未界定的机场路零公里至五秀山工业园区路口之间4.5公里区段范围按照城市道路进行规划管理。
　　道路两侧建设活动控制区域是指控制长度区间内从出城口道路两侧“道路红线控制区域”外边缘起算，两侧各500米范围内的区域。
　　第四条 黑河市区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实行政府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制。规划、建设、执法、国土、交通以及其他行业主管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和本规定要求，共同做好出入城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出入城口道路，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公路管理机构按各自职责负责；道路两侧控制区域，由规划、建设、执法、国土、交通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公安、工商、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出入城口道路及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规划、建设和管理等相关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擅自进行出入城口道路建设、维护以及公路广告标牌设置等相关行为，以上行为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公路管理机构按照公路管理有关规定依法进行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道路红线控制区域内非法进行有关建设以及污染、侵占、破坏、损坏公路路产和危及公路安全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擅自在道路两侧建设活动控制区域进行项目建设、乱搭乱建、设点修车洗车、堆放杂物、倾倒垃圾和淤泥、擅自埋设和架设管线等行为，该区域内所有建设行为必须严格按照城市规划控制要求进行。对未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范围内进行违法建设的行为，以及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违法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行为，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理。
　　本规定所确定的控制长度内道路两侧控制区域范围与《黑河市城市总体规划》界定的建设用地范围相交叉、重叠区域的相关管理，由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规划有关要求进行管理。
　　第六条 规划、建设、执法、国土、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应按照各自职责，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当事人对行政执法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条 本规定由黑河市城乡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儒家的所谓“德主刑辅”来统治的，实际中掺杂了法家的残酷手段、高压政策来奴役人民。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今天，在实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营造高品位的公序良俗，这就要求在立法与执法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规定了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就是一个很 “人性化”的法律规定。此“人性化”的法律规定，与儒家的“亲亲相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亲亲相隐”的经典，出自《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经典讲的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楚国的叶公，向游历到叶县的孔子，介绍当地的法制情况说：“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道德的人，其父亲占有了别人的羊，他就向有司揭发了。”孔子答道：“我的家乡正直道德的人不同于此，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道德就在这里面了。”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亲亲相隐”的经典了。

　　另外，儒家还有两则相类似的故事。第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说：“如果看见父亲在偷盗，是应该帮助他呢？还是应该抓他报官呢？”孔子说：“都不行，扭头跑开才对。”第二个是孟子的学生桃应说：“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会让他任命的法官皋陶抓其父亲吗？舜怎样做才合适呢？”孟子答道：“他不能阻挡皋陶抓其父亲。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就像扔掉破鞋子一样，他很可能是背着父亲逃走，在大海边住下，享受天伦之乐，忘却掌握天下的大权。”

　　“亲亲相隐”主要反映了儒家伦理法系重视亲情的一面，同当前倡导的人性化执政，着重保护人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仿之处。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新刑诉法在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就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也是立法者为防止“至亲”之间反目成仇，家庭亲情遭破坏，同和谐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在此方面的良苦用心。

　　在具体的刑事审判工作中，在执行“至亲”不强制到庭质证方面，要厘清涉及此方面的几个问题，以便正确的贯彻执行新法。第一是要明确刑诉法总则指导分则，但分则的个别条款也可例外；第二是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同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范围不相同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在共同犯罪或并案处理二名以上被告人时，被告人之间存在“至亲”关系，在法庭上质证的问题和“大义灭亲”从宽处理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问题。

　　新刑诉法在总则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第九十九条中又进一步强调：“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要依法处理。”在“分则”中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即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新刑诉法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应当肯定是与儒家“亲亲相隐”有很大区别的。当今是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律的主旋律是惩罚与保护并重，在充分尊重保护人权的同时，又要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亲亲相隐”是亲情至上的包庇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唐律中，也是有条件“相隐”的，只能局限于一些很轻的犯罪，而不是重罪，如犯谋反、谋大逆、亲属之间相互侵犯，就不适用“亲亲相隐”这个儒家法系原则。

　　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同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是不相同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关于“至亲”应该理解为最亲近的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第一顺序人：即配偶、子女、父母。依照此法规定，兄弟姐妹是法定继承第二顺序人，是同祖父母、外祖父母为同等顺序的继承人。也是亲人，但不是最亲近的人。由此看出，不强制到庭质证的证人，掌握的面是很窄的。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兄弟姊妹时，在作为案件的关键证人且有必要出庭时，也可能存在出庭作证的问题。但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要从严掌握尽量避免。同时还要注意，在新刑诉法中对“近亲属”赋予了新的权利，与老法相比权利内容扩大了。如在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就规定：“近亲属可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代为委托辩护人。”“代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赋予了近亲属多项新权利，也是立法者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权，所采取的多种措施之一。

　　在审理同案被告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时，被告人之间是“至亲”关系时，可否“同堂对质”呢？这应该从立法的本意上来理解，被告人的陈述与辩解均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可在法庭上作为“证言”来出示，让双方质证，也能产生“查证属实”作为定案根据的效果。不应该让存在“至亲”关系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先对眼后翻脸”。如这样做就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了。此问题也有待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

　　另外，还要清楚我国现施行的刑律，是以“大义灭亲”为主题的，但也有为家庭和睦，采取有限容忍的一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犯罪，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只有自诉人 “告诉”才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这也是与“亲亲相隐”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刑律的主要方面是拒绝“亲亲相隐”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三百一十条至三百一十二条就规定了，明知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所得赃物，而帮助逃匿、隐匿的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是要分别构成窝藏、包庇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此类犯罪往往产生在熟人、亲友之间，碍于面子或亲情而受连累。这也是刑律为维护社会大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有关司法解释，也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2月22日制定的《关于处理自首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察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与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这是对“大义灭亲”从轻处理的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要着重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发落，让被告人也得到“实惠”。尽量弥补亲人之间所产生的裂痕。

　　儒家的纲常礼教与习惯，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渊源，“亲亲相隐”就在其中，有其合理成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刑律又是一个“重器”，在其修正时能合理的吸取各方精华，是深受大众欢迎的，也是法治与时俱进的一个具体体现。


（作者系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