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先购买权制度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功能，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普遍得认同和遵循，我国目前对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尚未系统化，只是在《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若干民事单行法中零散得做了简单的规定，在理论层面并不确定性也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本文将主要基于共有人优先权制度中的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制度对其价值取向、性质、以及具体适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加以阐述自己的一点看法。
关键词：共有；优先购买权；不动产；承租人

一、 我国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概况
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指共有人有偿转让其共有份额时，或者原共有人转让已经分割的共有部分时，其他共有人或者原共有人所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他人购买转让份额的权利。常说的共有人优先权指的是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仅适用于按份共有人向共有人之外的人转让其份额(应有部分)的场合,但不适用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中的共有领域[1]。《物权法》第101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可见， 1987年的《民法通则》与07年的《物权法》对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基本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依然十分简略，例如对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同等条件的界定以及共有人内部优先权的冲突等问题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二、 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以王泽鉴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优先购买权人满足了共有人出卖自己份额，具有“同等条件”，且没有合同约定时，优先购买权人在附加上述条件情形下可以完全排除出卖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可能，因此认为其为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还有以王利明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坚持，按份共有优先购买权不是形成权，因为该权利只是在某一共有人要出卖其份额时其他共有人较之有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而不是直接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直接与出卖人形成买卖关系[2]。
笔者认为，我国的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应该是一种请求权，传统意义上的形成权只需一方意思表示即可达到法律关系变动的目的。而按份共有优先权人只有在其他共有人出卖自己的份额，并在同等条件下才享有优先购买权，其不一定导致买卖合同的形成，必须经由出卖人同意方可实现权利，法院即使支持原告胜诉，无法予以强制执行，出卖一方的共有人完全可以放弃出卖意向，导致优先权人的权利成为永远的期待性权利。因而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司法实践是无法直接形成立法论意义上优先权的法律结果的，综上，笔者认为所谓形成权意义上的按份共有人优先权只是一种立法意义上学者提倡的应然的优先权，而司法实践中的既存的实际上是一种请求权。
三、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实现
(一)如何确定行使时间
关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出卖人在于第三人签订交易合同之后，应当将此合同的交易条件告知于有资格优先购买的共有人，按照这个理论，出卖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是以交易合同签订为前提的，只有在优先购买权人没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形下，交易合同才能生效。
笔者认为，优先购买权是同等条件下成立合同并优先实现合同债权的权利，出卖人与第三人买卖合同不成立，没有确定的合同条款，则不存在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便没有成立基础。所以优先购买权只在出卖人与第三人成立买卖合同时才产生，只有自此时起权利人才能行使权利。因此有必要对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规定一定的行使期间，国外立法例往往是规定一定的除斥期间（大多为两到三个月），在此期间内优先购买权不行使即告消灭，对此我国在后续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规定一定的行使期限。
（二）如何解释同等条件
笔者认为，同等条件不一定就是完全相同条件。即便优先购买人在同等条件下愿意购买，也必须要与出卖人就合同的内容进一步的具体协商。这种观点也是学界共识，即相对等同说。
首先，同等条件最主要的是价格条件，优先购买权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其他购买人开出的价格相同；其次，适当考虑其他条件。包括数量、支付方式、交易时间等合同主要条款的要求。如时间条件，出卖人对其他购买人的要求是即时付款，优先购买权人不得用一定期限内分期付款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德国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如果出卖人不准许第三人延期付款，则先买权人除非为出卖人提供了充分而适当的担保，否则不得请求延期付款。”又如，支付方式。出卖人要求其他购买人用现金付款，优先购买权人不得用转让的汇票来付款。等等。可见，其他条件不应当对出卖人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其他交易条件只要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出卖人的利益，出卖人就不能以此作非同等条件而对抗优先购买权人[3]。当然，在诉讼中，法官根据案情，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四、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冲突问题
根据物权法101 条的规定，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对象是其他按份共有人欲出让的共有财产的财产份额，因此只有在共有人出让其共有财产份额时，才存在所谓的优先购买权的问题，这是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和其他优先购买权的主要区别。按照这一见解，如果共有人不出卖财产份额而只是出卖共有财产，应根据《物权法》第97条的规定，按照共有人约定的规则进行处分，如果没有约定，需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之后方可出卖。无论如何，在只出卖共有财产的情况下，不存在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其主要原因在于共有财产的出让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财产份额的出让，出让共有财产后，按份共有人可以就出让所得的金钱或财产，按各自份额进行分割或共有，并不会影响到按份共有人的利益。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第92条规定:“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一个或者数个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 ,其他原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当予以支持。上述92条的规定不同于《物权法》第101条规定的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而是某个或某些原共同共有人，即现在的各个单独所有权人于共同共有关系消灭后,对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 ”的原共同共有物的优先购买权。
（一）共有份额转让时，其他按份共有人之间的优先权效力问题
在按份共有人转让其份额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其他共有人均主张优先购买权，此时优先购买权如何处置？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下，可以由转让一方的共有人单方自由选择受转让人。但是这种处置方式，很难做到公平公正，没有合理的可操作性，争议较大。国外立法例和司法实践中很少有上述类似规定，大部分国家的司法实践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按照共有人份额比例为基础来分配优先购买权的[4]。《法国民法典》第815条14副条规定：如果有多个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视他们在共有财产中所占的份额比例，共同取得拟出卖的财产，有相反约定的除外。实际上我国现行法已经有了类似的规定，比如我国公司法第72条第3款后段关于“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处理,即该数个共有人按各自在共有物中所占的比例取得转让的份额应有部分。这样,可维持各个共有人对共有物的比例关系不变,此种规定在形式上较为公平。在物权法后续法规制定中不妨予以借鉴。
（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竞合问题
我国《合同法》第230条和《民通意见》第118条对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做出了相关规定。部分学者认为，承租人优先权的设立是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认为“买卖不破租赁”已经足以保护承租人权益[5]。其实不然，承租人优先权的设立主旨是为稳定一种以债权为纽带所形成的有期限的物的利用关系，以达到保护承租人稳定利用租赁物的目的，其主要是用于对抗租赁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的介入。而共有人优先权的设立主旨则是为了简化和稳定共有关系，防止外部介入导致共有关系复杂化，维护财产秩序，提高资源利用率，二者在设立主旨上其实是没有冲突的。也有学者认为，按份共有人的优先权跟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不可能产生冲突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按份共有人优先权的客体是份额，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客体是标的物整体，二者在法律性质上是不同的，共有人优先权是一种基于物权上的共有关系产生的，而承租人优先权的权利基础仅仅是一纸债权合同，因此，综合考量起来应该倾向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是一刀切，把问题绝对化的表现。对于共有人优先权和承租人优先权的关系，应该辩证得区分看待：
1.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单独存在
共有人只是转让自己的部分份额，而不是共有物的整体转让，此时承租人没有优先购买权，因为根据《合同法》230条和《民通意见》118条的规定，承租人只能对共有物整体享有优先权，而且在部分份额的转让过程中并不会对承租人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没有必要赋予承租人额外的优先购买权的必要。
2.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同时存在
在共有物整体作价补偿分割，转归于其中某一共有人的情况下，实质上导致了共有物的整体转让，此时既符合了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产生要件，又满足了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要件，必然导致了两种法定优先权的竞合。
笔者认为，在此条件下，应该倾向于保护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利益，首先，即使共有物整体转移于共有人，并不会导致承租人既得利益的受损，承租人依然可以继续租赁使用，即“买卖不破租赁”规则；而如果倾向于保护承租人一方，则会导致共有人一方所有权的丧失，直接涉及到共有人的切身利益。不利于维护简单稳定的共有关系，违背了基本设立主旨。

黑社会性质犯罪成因及控制体系研究

梁华仁，陈清浦*
（中国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摘要]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在组织结构、行为方式、反控制手段等方面均不同于一般团伙犯罪。本文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为起点，分析了黑社会犯罪的形成原因，认为建立具有综合性、相对性、特殊性、法治性的控制体系是防范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黑社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原因;犯罪对策


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也是各国法律所重视的一种犯罪现象。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呈现出日趋泛滥的态势，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也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日益关注。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不仅具有独特的行为特征，其防范对策和控制方略与其他一般团伙犯罪也有较大区别。本文试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和形成原因入手，对其防范对策作粗略分析：

一、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与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从字面意义上考察，应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就是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在组织结构、犯罪方式、反侦查能力等方面与一般的团伙犯罪有着质的区别，已完成了从团伙犯罪到有组织犯罪的飞跃；但其组织的完整性、组织的层次性、与政权的合流水平与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相比，又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方向是典型黑社会组织，是其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初步形态，二者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区分。所以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是犯罪主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全部特征均来自对黑社会组织的描述，只不过更具成长性而已。
何谓黑社会？目前，国内外对此还没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国际社会一般把有组织犯罪认定为黑社会犯罪，认为二者的含义基本上是统一的。[1]但对有组织犯罪的论述，学界众说纷纭，意见不一。[2]对黑社会组织提出的概念也达六、七种之多，[3]此处不赘。我们认为，黑社会具有以下特征：1、准社会性。准社会性首先表现为结构的组织性和层次性。黑社会组织系统一般严密而复杂，是一定数量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必然方式，一旦形成即相对稳定。在系统内部，等级森严，层次明显，分工细密。其次，有维持组织生存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这种行为规范不但是组织系统生存的基础，也是组织系统发展的必要。最后，有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何为对，何为错，应该怎样处理各种关系，黑社会及其成员都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判断标准和是非观念。2、目的的非法性和手段的暴力性。通过犯罪或介入一定成分的合法经济谋取金钱或其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本质属性所在。窃取政治权力，是近一步攫取经济利益的保障，也是维护生存逃避打击的手段。目的的非法性决定了手段的非法性，获取权力和财富都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之上的，对内，可残酷压制越轨者;对外，通过暴力消灭对手，威胁、暗杀迫使政府官员恐惧屈从。
黑社会基本特征界定后，黑社会性质组织便容易把握。新刑法第294条将黑社会性质犯罪表述为：“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样的规定显然过于笼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案件集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
（1） 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 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 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4） 在一定区域内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此类犯罪的大体特点。依据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描述和对我国目前黑社会性质犯罪现状的剖析，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黑社会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化明显但层次性不强。这些犯罪组织通过对传统民间帮会和旧有黑社会的继承，加上对国际成熟状态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其成员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组织性，组织内部亦有较细分工，但总体来看，层次性不强，领导层、决策层有时会直接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因此更容易暴露。这种特点是和其规模较小、成员有限、正处于成长期等原因相联系的，所以，和黑社会比较，准社会性方面有较大差距。
2、经济目的明显，政治目的不突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通过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攫取金钱和其他经济利益，那些获利巨大的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控制色情服务等非法活动，便成为其首选目标。有时他们也会介入合法经济，但其本质属性决定了表面上可能是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的结合，但实质上却是犯罪活动。为逃避打击和获取更多财富，他们也会以贿买的方法腐蚀政府官员，或向政治领域渗透，但这些大都为经济目的服务，政治目的不甚明显。
3、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区域性。受人员、资金、经验等方面的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现阶段主要利用区域的控制优势，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犯罪活动。血缘、狱缘作为主要的联系纽带，决定了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镇、一个街区，基本上不具备向外发展的能力。
4、暴力性和脆弱性并存。处于初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不具有无形的威慑力，必然以大量使用暴力作为扩展生存空间和稳定组织的手段，但这种方式也会使其加速暴露，走向覆灭。同时，他们无法寻求到较高层次的政治庇护，加之整体人员素质低下，组织的生存普遍依靠胆量和欲望，因此，容易被政府摧跨和被其他组织吞并，其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因分析
犯罪现象是社会的一种病态反映，更是考察一个社会内部运作机理的窗口。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不仅可为我们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提供依据，而且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我们认为，黑社会限制犯罪的形成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是产生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看，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形成的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只能固定在农村从事简单的农业再生产。落后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农村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的贫乏，使农村、城市形成了两个反差强烈截然不同的社会。据统计，我国80％生产力集中在城市，只有20％的生产能力在农村，而人口分布恰好相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但户籍制度和文化差异阻止了二者的结合，人为的阻断强化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敌视心理，在得不到疏导的情况下便通过一种极端的形式??犯罪表现出来。相同的地位、地域、文化背景产生的亲和力使他们更容易聚集，在犯罪活动中更容易相互联系和照应，经演化便有可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4]
体制转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不景气企业下岗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商业经营者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少年散落在社会，这支成分复杂的无业大军，“不仅仅个人生活没有来源，给家庭造成经济和精神负担，而且个人未能取得社会承认，心理失衡，人际关系紧张，又长期游离于社会，失去组织约束”。[5]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基础。
二元社会结构、失业，不仅形成数量巨大的闲散人口，而且还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和财富分配的非合理化。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基尼系数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0、3??0、4为合理状态，超过0、4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据报道，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了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者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加上富有阶层奢靡生活方式的不良示范作用，又强化了贫困者的不满心理，于是犯罪便成了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一种病态矫正选择。
（二）不良需求导致犯罪市场的存在，犯罪成本的加大，促使犯罪规模化发展，这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形成的决定原因。
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需求。但由于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性，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对某些物品拥有使用的禁止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物品的短缺现象，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众对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回报。毒品、走私物品、色情服务，正是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得以滋生的适例。法律制裁的严厉性，犯罪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以及追求高额利润的垄断性，使单一犯罪、团伙犯罪取得预期效益的难度日趋加大，为降低犯罪成本，追求规模效益以取得最大非法利润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产生成为必然选择。
（三）社会控制弱化和非法控制力量的兴起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兴起的外部原因。
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个人空间和个人自由度也随之增大，国家和法律对个人行为和社团活动的控制和规范也呈弱化趋势。原来的基层组织由于失去资源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力削弱，原有的家庭宗法组织却乘机兴起，有的宗法组织为维护本家庭的团体利益，在家族亲情的幌子下，利用宗族的影响和号召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令的实施，其本身也容易演化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职业的再次选择自由度加大，隐形失业人数的增加，促使个人通过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单位（基层组织）??社会”控制模式解体，非法利益团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亚社会结构，填补了基层组织的空缺，阻却了个人向社会负责的进程，进而发展成为“个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社会”的控制模式。
另一方面，政治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撑起了保护伞，为他们实施犯罪提供着有利的外部环境。黑社会性质组织凭借巨额的犯罪收益，又进一步贿赂腐蚀党政官员，形成“官??黑共生”模式，所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其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4]
（四）法治进程中立法滞后，司法空白，是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法制因素。
法治进程二十年来，我国旧的法制沉淀没有切除，行政驱动模式下进行的法律移植、法律制作，使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无法形成。法治进程中的局部阻却造成了诸多领域立法的真空和冲突，而黑社会性质犯罪正是利用这种短暂的空白得以维持。[6]

此外，黑社会性质犯罪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人性的局限性和亚文化的多重性，国外黑社会势力的渗透，[7]我国历史上黑社会帮会组织的影响等等。总之，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多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对原因的分析，为采取针对性控制对策提供了依据。

三、 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分析
（一）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的总体评价
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是国家所采取的为法律所规定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发展的各种政策、对策、方法、手段的有机整体。它既包括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预防措施，又包括打击措施；既包括宏观预防对策，又包括微观治理对策；既有实体法的规定，又有程序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1、综合性。前文我们已经谈到，引发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因素；既有宏观社会政策的影响，又有犯罪个体素质的原因。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控制体系的综合性。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各种手段，各单位各部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而不能单纯地停留在惩治层面，否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控制黑社会性质犯罪应以社会这个大背景进行综合治理，不能仅寄希望于司法手段，“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语）”。[8]
2、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实施效果要有理性看待，正确评估，不能夸大控制体系的期望值。控制体系的相对性来自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相对性。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存续和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同时，它的成长过程又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他们的组织形式、行为方式、反控制手段会针对社会政策、法制建设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同时，从社会功能上分析，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方面，不仅使整个社会的正义观念、道德准则和公共秩序遭受破坏，而且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蔑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系数大为降低；但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犯罪存在的本身，也反映了主流价值形态的缺陷、在社会管理方法中的漏洞，这些价值缺陷与管理漏洞，要求国家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完善社会制度，它其实“表明了对未来道德的一种期望，并且直接有益于社会的进化”。[9]产生上的多因性和存在上的相对合理性要求我们在观念上不能期望控制体系可以完全彻底地清除黑社会性质犯罪，而只能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
3、特殊性。所谓特殊性，即黑社会性质犯罪控制体系所采取的控制方略不同于对付一般犯罪的思路和模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反侦查能力、危害程度，均非一般的单一犯罪、共同犯罪、团伙犯罪所能比拟。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决定它的控制体系的特殊性。传统的司法系统是建立在“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理念基础上的，而黑社会性质犯罪却是一种“集体行为”，这使得传统模式在控制过程中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要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治理黑社会的经验和办法，并结合我国具体的现实情况，作出特殊的选择。
4、法治性。我们所认为的法治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特殊性的制约，即注重人权的保障，体现控制方略的人道性。被告人的人权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不能说孰轻孰重，过分强调被告人人权，限制司法部门，会引发被害人的不满，进而损害程序正义的基石；过分突出对被告人的打击，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惩治目的，甚至“采取侵犯人权的犯罪防止手段，会导致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招致同政府所具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相反的结果。”[10]特别在今天“从重、从快、从严”的格外注重效率“严打”方针支配下的司法理念盛行的今天，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尤其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无论多么强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国家司法面前，都永远处于弱势地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殊性，并不能使这种弱势地位有所改变，因此，控制体系的建构应以人权保障为基点，谨防国家刑罚权和各种强制手段的滥用。第二，无论黑社会性质犯罪形势如何严峻，都不应寻求法律之外的惩治措施。运动式的严打是应当排除在控制体系之外的。即不管采取何种控制手段，都不允许以侵害法治原则为代价。
（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控制体系内容
1、 宏观政策层面的控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