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氛围的形成需要制度的跟进

杨涛


　　　　重庆解放碑发生袭警夺枪案不久，13日晚8时30分左右，重庆江北区最繁华的地段———观音桥商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一卖西瓜的男子在追歹徒时不幸中枪。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两案是否有联系。然而，因见义勇为的男子却面临着无钱医治困境。（《天府早报》8月15日）
见义勇为是我们这个社会经久不衰的话题，其原因是在于我们大家都渴望身处在危难中，他人都能站出来援之以手。然而，现实却总与我们愿望形成巨大反差，勇于、敢于见义勇为的人实在太少了，并且更令人心酸的是见义勇为的英雄经常流血又流泪。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才能在全社会有效地形成见义勇为氛围？
　　　　无庸讳言，道德的教化始终是我们倡导见义勇为的有效途径，我们要擅于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对典型的事例进行大力宣传，弘扬正气。但是，仅仅如此恐怕还远远不够，相关的制度跟进也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笔者认为，要在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用制度来倡导见义勇为的氛围，制约国家工作人员见义不为。中国社会向来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的举动影响着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比普通百姓要更高。因而，除了法律规定的对于负有特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特定情形的见义勇为是其职责外，有必要在所有国家工作人员中推行应当见义勇为的准则，对于能见义勇为而不为者，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明确规定，检察人员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可取。
　　　　　其次，法律要采取有力措施来弘扬见义勇为氛围，要确保英雄流血不流泪。目前，对于被求助者不理、不问见义勇为的情形，只能用民法中的无因管理的规定，要求被求助者给予适当补偿，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对于被求助者不作证、作伪证及不及时救助受伤或处于困境的见义勇为者，法律应当规定要视情形给予被求助者行政、刑事处罚，并且法律还应当规定见义勇为者在这种情形下，有权要求法院判决被助者给予惩罚性的赔偿。
　　　　再次，要尽快建立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国家补偿和鼓励制度。从理论上讲，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英雄的见义勇为行为实际上是承担了国家本应当承担的义务，因而，国家就应当补偿英雄的损失，鼓励其为国家分忧的行为。当前，许多地方虽然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但这种基金会大多是民间性质的组织，其资金来源没有保障，其能救济的数额较小，受惠的对象也较少。因而，国家应尽快建立相关的机构，确保每个见义勇为者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并且对见义勇为者对象、性质的界定不宜过窄。前不久，吉林省长春市知名自由撰稿人阿芒为保护女友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劫匪的侵犯，在住所楼道里与5名持刀劫匪搏斗中不幸身亡。有人认为：见义勇为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在陌生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时给予帮助。笔者认为，为弘扬人人都站起来与犯罪作斗争的社会正义，就不应该对见义勇为作如此过窄的理解，对于为保护女友与犯罪作斗争当然也应算是见义勇为。
　　　　但是，笔者并不赞同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规定将见义不为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罚。因为，见义不为的行为在中国还不能算是突破了全社会不可容忍的最低道德底线，需要用刑罚处罚。并且，在当前许多群众还奉行“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观念的情形下，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是一种迷信刑罚万能的思想，必然也会带来“法要责众”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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